世近则所闻详；学深则所记多。此必然之理而无可疑者也。然吾尝读《尚书》，孔子之所序也，乃仅断自《尧》典以下。其後五百馀年，有司马迁，其学不逮孔子远甚，而所作《史记》乃始於黄帝。至司马贞，又後於迁者近千年，其学亦益不逮，乃为迁补《本纪》又始於伏羲氏，前於黄帝者千数百年。下至於明，世益晚，其人如王世贞、锺惺辈，学亦益陋，而其所作《纲鉴捷录》等书乃反始於开辟之初，盘古氏之时。是何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学益浅，其所记宜少而反益多哉？盖世近则其考之也易，而学深则其辨之也精，夫是故伪者不能以乱正，而其书自不能不略且少。世益远则伪者益多而亦益难辨，学益浅则益不能辨其为正与伪，而视《六经》、《三传》、诸子百家、齐东野语、汉人小说，均之为可信矣；如是，而欲其书之不详且多，其势固不能也。嗟夫，史降而有州县之志，志降而有士大夫之家谱，大小虽殊，其为记事则一。修史者数百年而一人，犹且如是，况志与谱盈海内，作者肩摩趾接，聘者不择人，修者不度己，是恶得不舛哉！
吾乡松岩曹先生，前辈中盛德君子也，与吾先君交游。其子叔文、阿周亦与余相善也。先生卒数年，阿周持其《家谱》示余而嘱为序，盖先生之所作而阿周续之者也。余览之，乃始於先生之曾祖；自曾祖以上非不尽知，而所传异词，恐紊世代先後之次，则竟略而不书，且为《辨疑说》以明之，盖恐後人之妄补之也。先生原籍武清，尝往求其疏族，得其远祖之墓，其访之也必周矣；然而终缺之者，盖惟其访之也周，故知其可信者之少。凡轻於纪载而不自疑者，皆其访之不周者也。昔者炎帝、太皆在黄帝之後，传记之文甚明也；自班固误以炎帝为神农氏，太为伏羲氏，而後之作史者耻言不知，务求胜於孔子司马迁，遂列之於黄帝之前，世代颠倒而不自悟。见先生之谱，亦可以少愧矣！
余又尝观《通志》、《新唐书表》，其所载得姓之始及其世系皆历历可指；及考之於传记，有一氏而出於数国者，有一国而不止一家者，然则其馀将尽无子孙乎？是皆考之不详，辨之不精，见其一而不知其有十。而後之人作家谱者乃引之为权与，甘於自诬其祖而无所惜，良可叹也！曹之姓，见於《春秋》者，邾与小邾二国；而文王子振铎封於曹，其後亦以国为氏。曹之始未能决知其所出也。不能决知而遂不言，非有识者曷能如是！至於谱中所载先世族人事迹皆纪实无虚美，瑕瑜不相掩，尤为今世所难。然则虽古直笔之史，何以加诸！
去岁吾县明府张公修《县志》，开馆延文学士：先生而在，宿学故老无出其右者，必首膺其任无疑也。苟先生以其为谱者移之志，则於旧志之舛误必考订更改之而不肯苟为同，於自汉以来沿革建置必缺其所不知，於县人士之传必无所缘饰避忌以徇人情而伤直道，岂不盛欤！若之何其仅以此谱著也！
虽然，使阿周有求胜前人之志，如《索隐》之於《史记》，《前编》之於《通鉴纲目》，先生且奈之何？今兹之续之也，但於其後有所增，而不於其前有所补，先生之视龙门、紫阳不厚幸乎！存此谱以为作志作史者之式，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