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秋成，秋则生意敛藏，秋而不敛藏者，灾异也。人以刑肃，刑则恶机杜绝。刑而不绝恶者，乱人也。然秋未有不肃杀者，秋而不肃，天时不正也。刑未有不惩戒者，刑而不惩，纲纪不正也。天之育物，包含徧覆。圣之治人，普爱无私。然天有灾异之降，圣有利辟之威。天之灾异，因失道而垂象；圣之刑辟，因失道而平施。天心仁爱，虽肃杀之时，长养之萌在中；君德仁爱，即施刑之顷，鞠育之念在中。天与人通，圣人又与天通，故断狱之法，原心定罪，探意识情，死者不抱恨入地，生者不衔怨受责。治外乱宜恕，治内乱宜严。不恕则远人无以自明，不严则近臣日窃其柄，皆以爱民，非以残民也。禽兽在野，岂不知避网罗，至于惊走，则误入甚多。君子处此，每为寒心，故曰，纷惊逢罗，澘然出涕。民以惊惶罹罪者不少，非尽有意犯也。且刑罚之不中，未必皆失入，亦有失出者。然在下之人，非惟失入不安，即失出亦不安。春秋之时，法律未定，尔时之君，极其喜怒所至，持人之足，以头筑防，叩人之鼻，以血衅社，其恶如此。子产铸刑书，荀寅赋鼓铁，盖恨末世有司鬻货舞文，故取上世所称善者着诸金石，使人奉行，不可谓非仁人之心。然律令不可有二门，民情不能无三等。善良者奉文而守法，顽梗者叛文而骩法，奸伪者舞文而弄法，是律令所治者其一，所不治者有二也。制法以范之，勒器以征之，桀黠之民知上之人不能越法以罪己，又不能屈法以施恩，是议事之制反为法令所夺而民不畏，又先事之禁必不尽括所犯，民又缘此以逃遁，上亦无以执之。故叔向仲尼皆以为不可也。汉魏以来，制为比例，夫法既不平，则比例即以藏奸，元人条格可鉴也。古称汉法最简，汉刑最清，岂非以高除三族，文禁肉刑，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焉者乎？子产之为政也，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禁小疵，故其卒也，郑人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琴瑟之音。鲁大夫臧孙为政，主于严猛，其病也人皆贺其死，其愈也人皆惧其生，是以著述之士皆尚宽仁，惟商韩之书导以严酷。由此观之，宏崇晏晏，上下皆受其福；阴惨刻深，彼此皆罹其祸，亦奚取于此乎？故司刑之官，佐君为治者也。古之天子，必择良士为之。若非其人，则鬻狱矣，畏势矣，又必耳目无壅蔽。一有壅蔽，则偏听生奸，喜怒用事矣。又必行法果决，不果决则碍于回惑，失于转徙，病于烦扰矣。其最要者，不独为国守法，亦当自范于法，凛然如行独梁，不为无人，不矜其容，而后可也。所行之事欲施于彼，不可求诸彼也。当得可施之理，即在吾身，然后行之，有所禁止，亦在此身无过，而后可禁人过也。以此为名，以此为言，当分所名所言皆可行于己，而后以此名此言责之于人，不可名言于此，即不可责人以名之言之也。可名可言之事，出于此身则善果在身，而人之从善亦可在此身督之。若物有权衡规矩，而众器皆受裁也。若以不正之身而果于用法，则暴戾恣睢，与罪人不殊，又可以相治乎？且货财上行则天下无公是，奸邪临下则举世无完行，虽有银山金穴之赃，不闻于上则无从罪之；虽果桃菜茹之馈，既挂弹章则无从白之。而奏与不奏，又不系事之轻重而系怒之深浅，怒与不怒又不视人之贤奸而视贿之赢缩，故盗跖肝人之肉，有以悦上即得志宦途，廉士兢兢自持，无以悦上率不免坎壈。大吏犯法滋多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兹多而苛察部民。汉和帝诏书所云，货行于言，罪成乎手。左雄上疏所云，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古今昔然也。况辇毂之下仕而归者，重车盈道路，货财溢里闾，市尘满都门，泉刀流郡园，吏议莫之及也。远方下邑，闻风而争起矣，尚为有法度乎？元世祖苦官吏受贿，及将盗仓库定为重辟，并坐言官不举之罪，可谓严矣。然未知此两案者皆非刑辟所能禁也，犯此两案者皆有货财以开解免之门，禁之弥严，鬻之弥奢，取之弥多，案之弥不可胜，徒以救火扬沸，取具一时，而无终朝之计，岂能有所感化乎？所以胁持细民，无敢诉冤，固结上官，互相压迮，其始原于两造，渐至盗贼公行，压迮弥甚，且先诛求被盗之家以杜其口，其忧岂不大乎？善为治者，当厉廉耻以维持法度。廉耻之心生则贪心自息，廉耻之风盛则贪风自戢。虽网漏吞舟而培植甚多，禁御亦多矣。先王所以禁民争心者，不但用刑辟也，五常皆用之。故叔向曰，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夫以仁义礼信革民非心，此后世所不讲也。元人不重廉耻而威以刑辟，法虽严于外，心弥炽于内，宜其悬诸象魏。犯者弥众，即稍自好，又恐一旦意外之患无可解免，先取足于无患之时，而举世无不贪之人，则刑辟为之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