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天下者虽曰王者无外，必取宫极居中，故邦畿未宁，勿问九服，中国虽安，不搏四夷，唐虞三代正朔所及不过五千，岐邠江淮之间仍其故俗，朔野辽海之外戎服不改，君臣泰然，不忧区宇之狭也。后世之君，务在广地开境，然地愈广而威思不制者始多，境弥远而风教失宜者亦众，一庭之外君门远于蒿里，万里之远明聪阻于蔀丰，适足酿成祸乱，无益声灵也。且以中外大势言之，自秦以前，中国众建诸侯，戎狄亦各有君长，不相统摄，秦皇以天下为一姓，而冒顿亦统一诸胡，天地气运至此一变，此后遂为敌国而相吞势成，南之防北非全力不能当，北之于南亦然。若尚如三代时别散分离，焉能抗衡者？于此见天心仁爱，中外若一，不使相侵暴也。萧望之儒者，论及军旅之事，自然以安静为上策，故其议匈奴一对，引士匄不伐丧为义，欲遣使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厥后扬雄谏受朝，皆不欲用兵之意。孙樵所言边事，其论将帅即汉人州郡可任之说，其论士卒即汉人边县制敌之说，大率边事之论居多，其要领不外此二说也。田锡云，率义动之众，徇无益之求，输常赋之财，奉不急之务，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夷狄遗种，杀之更生，是劳而无功也。大率边事失策居多，其撮要莫不括此数言也。若夫致金缯之奉，是谓足反居上，首顾居下，非族显而成塞内，是谓无出入之防，萌猾夏之阶，结兄弟而许婚，而配偶非其类，借兵力以平乱，而华夏被其毒，信甘言而劫盟，而臣主蒙其耻，皆中国之羞也。御之之法，恒治安形于内，则侮乱销于外，是以来则御之，去则释之，非我故物则弃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中国之长计也。苟求冠带远夷，不务固本安民，黩武而穷征讨之威，衰乱而致启疆之渐，强弱虽殊，其为失策一也。然而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斯固人情所然，亦理势所必然。宋事最可笑，介胄之士皆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意，其它指画多端，人人有犂庭之略者，皆缙绅之儒也。是以庙算虽纷，终归于不可行，即可行者，亦不能责人以必行，所以一代武备无一事可纪也。明代边防，无臣服之事，无和亲之事，亦无岁币之事，然而最可痛者，边隙一启，奸相奸珰辙欲居为奇功，鬻为奇货，赂以贿得，督以私授，报功行赏，智不以实，且也宋人空言之旧病锢而不开，唐室监军之覆辙因而不改，威宁之捷附骥尾而书勋，麓川之功施茑萝而受策，一代去此二事，更有何事可勒铭乎？虽中枢职在封疆，反为所掣，方略任遣，总非己意，若守正不挠则开边生事之罪旋踵及身，或死或贬，皆不可测，直待大奸事败之后，昔之受贬受诛者或复其官，或恤其胄，而边事之陵夷则不及救葬，非一二岁之忧矣。此又一代膏肓之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