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夷有二种，有西域诸国，有西羌诸族。羌近陇西，颇能为害，然其窃发皆由边将失于绥御，皇甫规所云乖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者也。若严敕边将，可以无患，然则制驭之法，惟赵充国得之。段颎虽有大威，不足法也。盖羌人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其势不一，有时入寇，必先解仇合约，是以中国得而制之，其胜算惟设计以散其党，招徕小种，使大种之势稍孤，锄芟大种，使小种之心益畏，舍此更无长策也。盖种族之小者，其心常怯，畏天子之威与畏大国之威同。至其私心，则以为远附天子，不过责其职贡，时或调发，且得闲邀赏赐，不若近附大族，有时利其土地、略其妻子也。天子赦其罪而抚循之，未有不从命者。若大种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习，视天子且不甚畏惧，何有于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即不能不结小种以张其势，然不免威劫行之，犹恐临危相畔也。常思以恩结而不可得。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匍訇救之，适中其施德之计。小族既受大德而又归怨天子，依附愈坚而不可招徕矣。辛武贤守土之官，与进剿之将议论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贤之意，以为小种孱弱，易于取胜，一战而胜，既要爵赏于朝，又私卤获于外，计无便于此者。所以极言罕开当击，其实损威失刑而驱小种入大种，使羌势益盛、羌党益坚，则蔽而不言。幸充国力争，宣帝转环，魏相折衷，不然几为所误而羌事必壤，且贻陇右之忧矣。盖用兵之道，不可惮劳畏坚，蓄力以击其难克者，则兵力不耗，一战既胜，余皆瓦解，奏功反易。若耗散兵力用诸脆弱，而坚强之敌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尽弃。所贵决策帷幄者，情态洞悉而又无私好恶，有所左襢，庶不误国事也。至于屯田之计，所难决者。初罢兵时，羌人窃发而不可禁，充国度羌人于汉非有积怨深怒，不过为奸人所詸，徼幸思逞，一战不胜，其气已夺，但以重兵在迩，不得不为应敌之计。此时而罢骑兵，使知朝廷原无穷讨之心，安待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见削弱，又闲谍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为说以攻其倔强之心，而生其恐惧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动也。先零既不动而骑兵不罢，兵杂聚处，闲隙易生，将士不协，卒伍相校，坐食无事，私出掠取，皆足以败成谋，必兵罢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非收诸羌无以致先零，非罢兵无以安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推毂之臣多以避嫌畏咎，失事机之会，又以计划未悉，有疏略之愆，虽其迹未尝偾一身之事而事势实大贻国家之忧，然后知充国得计而羌祸遂弭也。东京之时，羌如故也，其患几与一代相终始，失于阃阖外无成谋，庙算无长策，而宰相亦营私自便，三者参会，故远境不静，小丑日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