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番亦羌种也，其师无馈饷，以卤获为资。然自秦汉以来未为边害，唐室失驭，而有大非川之败，其势遂振，亦以高宗溺于晏安，臣下莫适任患，又玄宗约和之后，树碑赤领矣，边将乃矫诏袭取，大获其利，遂致陇右尽丧，平凉劫盟，青海西入，乘舆东奔，岂非极重之势必不可反，至于大坏而后息乎！自长庆以后，唐与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藩落自为君长，常倚中国为重，秦蜀二边往往族居，内属者为熟户，余为生户，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属国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犹然尔。宋太宗时，吐蕃弱矣，犹下诏曰，念其种类繁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盖异域小族，抚以甘言，鲜不慕义向化。可叹汉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为己有，故汉有二羌之忧，以驯至于唐，终有吐蕃之祸也。若西域诸国，形势分而兵力弱，非中国敌也。汉由浑邪降而得敦煌以内，故郡县直接玉关，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护可治乌垒，然而郭舜请辞康居，杜钦论绝罽宾，皆以为无益之事。班史亦云，天地界绝，自为一区，种类众多，不能统一，虽属匈奴，不能为中国害，虽属中国，亦不克制匈奴，所谓断其右臂，幕南无王庭之语，皆非实录也。建武中，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一切还其侍子，报书曰，大兵未能特出于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代傅诵此语，以为盛德。其后班超以此立功，虽云不费中国物力，而袁宏之论亦谓超非急务也。明时哈密之举，乃成祖好大喜功，留此衅端。弘治间大费经营，正德、嘉靖两朝边境之争犹小，朝廷之争更大。最可笑者，边境之事阑入议礼诸臣，攘臂其间，国是之乱至此极矣。折衷之论，尽于秦中老人之言。其说曰，我义未直，兵则何威？彼求方炽，予则何恩？况西域贾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黄麞以厚生，苟驭之有备，又何患焉？盖云弃之无损于中国也。尔时诸公近舍朔残方，远争哈密，不亦诬上而罔下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