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兴十余载，士大夫以身殉疆场者，指不胜屈。膏涂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断躯绝豆，事不上闻者，有之；若阻挠百端，独婴惨祸，生前招苛议，生后被余责者，则云南何公桂珍冤最甚焉。公以甯太道江南，安抚福公留之江北，令之募勇剿贼。无一金之饷、一昔之粮，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溃兵团勇合三千人，以大破捻贼、招降贼酋，军声大振。论者以为必邀上赏矣，乃以逗留不救庐江，被劾免官。其实檄救庐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帅将欲卸己之责，遂归罪于公。公既褫职，大帅又留公驻英山。八月之中，仅支银三百两，而士卒三千人，居无帐幕，食无粮米，徒以忠义相激。日提饥军转战贼中，贼来益众，兵败莫援，已岌岌不可终日矣。而大帅又密书令其图翦招降之贼，书复落于贼手，顷刻变作，公遂粉骨碎身于贼。于是复以机事不密咎公。实则此书亦未抵公也。公殁后，恤典不及。其弟为行状，尚不敢声公之冤，仍循弹章为据。吴侍郎廷栋发愤言之，而事稍白。越数年，曾文正公复为公作《殉难碑记》，乃获昭雪。然当时虽正人君子，亦未尝不责公也。余谓公事绝与明督师袁襄愍类。袁斩毛文龙，一时无不谓其冤者，即后世犹盛訾之。洎乾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我朝，则文龙在明固万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围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谓无罪，庄烈帝以脱归之太监告其“引敌胁和”，遂执而剐之。当是时，众议沸腾，虽东林诸贤者，亦无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来人传太宗之密谋，乃知中反间计，于是始有襄愍之谥，而袁公则既死矣。合观袁、何二公之厄，知千古忠臣义士不逢表白、含冤终古者，当不乏其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