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为天下所宗。而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虽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无天子之荐，又无百里之地，以为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终为匹夫。自秦而下以强力奸计而的天下者甚多，此亦时势不同也。盖古者诸侯万国，疆域严固，非首出庶物之人，岂能服万国之心。故孟子以为无不仁而的天下者，自秦立郡县之后，无诸侯敢屏夹辅之势，而奸雄往往以强力智谋相角，又不遇圣王之与以收之。故智力胜者得之，亦势然也。
尧舜生朱均，瞽鲧生舜禹，清浊美恶，变化莫测，虽圣人亦莫能与也。
四凶尧深知其恶，只是用其才，当时舜禹皋陶稷契未出，无人可用，故如此。圣人在上驾驭之，他亦不敢露其恶。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后可以有为。上者如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传说，文王之于太公。次者如桓公之于管仲，燕昭之于乐毅，高祖之于子房，先祖之于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斁亦保，颜子明道近之。文王得太公，便载之后车，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礼之重。
或问汤武同时而生，争乎让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以谁为君？”曰：以年长而功多者为君。”盖圣人无图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纣失了君道，故汤武不得以而伐之。盖君者所以为天子主，代天理物，以养天下之民。今桀纣菲惟失君道，又残民害物，乃天地间一大贼也。汤武不幸适在其时，当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视也。
有圣贤之君，必有圣贤之佐。若中材之君，有圣贤之佐，亦可成王业。太甲成王是也，此感而彼应者，心同此理也。处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汉以下，为治者不过处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则下一截亦偶中耳，岂能尽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难复也。或曰：“老佛亦晓得心同此理。”可谓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个道理原头，以为此心此理无不同，菲真能知万殊所以一本也。”
三代以下之君，汉高祖天资最高，惜乎无真儒辅相。若得真儒辅相，三代可复。那是秦法苛虐不可因。战国又无治天下之法可传。若有真儒举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从。
汉高祖只胜得一个无仁义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着臣服。韩信只胜得无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韩信计不能施矣。
项羽当初从范增之计，以立羲帝。当时亦是时势当如此。君臣之羲既定，岂可更行弑逆。光武之于更始，处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为君。光武汗之同姓，固可中兴。而光武亦不杀之，是善处君之变者也。
汉武帝才足以有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为，惜乎未学。宋神宗亦欲有为，惜乎泪於功利。人君不务学，便以礼乐制度为琐碎不足为。而欲迳趋功利，殊不知天生圣人，代天以施教化。圣人制礼乐代圣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圣人。固天不言而万物安。圣人假手於礼乐，固已不劳而教化行。
汗景不杀母弟梁王，亦可为天下后世法。梁王以母之宠，欲求为太子。让臣袁盎持正义以谏止之，及梁王杀袁盎。则罪固当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伤身。固景帝宁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篡国之君，王仲淹献太平策，可谓不知人。篡弑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党也。稍知羲理者不为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济斯民。篡弑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与行道乎。
胡氏责唐太宗不能正杨广弑逆之罪，声大羲以讨之。此言诚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太宗以英武之才，某取天下，惜乎无学。未当穷理正心，去私窒欲，以当然之理，处当为之事，伸大羲救民命，故用许多智计。甚为鄙陋，其立心殆与宝建德等无。但才智勇略，非建德丗充所及，岂可以汤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圣王之学，必仁义奋发诚心誓众。声杨广弑逆之罪，毒流四海，军民被害之由，传胶州郡播告天下，宣论两京。以为身任方面，不忍视贼不讨，坐视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愿与天下豪杰，功与羲兵，以行天讨，则羲士奋发，生民引领，有征无战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论之祥，推本言之。人之心纯乎天理，乃处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责，太宗与高祖谋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谓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者，当时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属将佐，势固相轧。若使太宗无利心，兄弟骨肉之间，一以天理相接。至诚事兄爱弟，或庶几焉。如建成元吉见疑，解辞全委，退让处贫。如终不容，宁死而已不可杀兄以贼天伦。当时太宗自言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亦知惭矣，惜乎人欲胜，天理微处置不去也。
欧阳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则是，功则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脑涂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纲目书周世宗发无额寺院，禁私度僧尼。夫圣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为天下不易之定律，谓之额可也。禁周世宗既发无额寺院，必存有额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无者岂可立为定额乎。禁私度僧尼，然则僧尼又可以共度之乎。据事直书，世宗不学之陋自见亦。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风，五季之时。君臣道绝，由唐末藩镇不臣，沿习以致此极。今日迎新天子，明天迎新天子，今日黄袍加身，明日黄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开辟以来，君臣道丧，莫甚於此时，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后，风气渐复，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此。亦气运使然，有真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泽。故儒风振作，过於汗唐，语其治终在汉唐之下。
大抵君臣相合，各从其类，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计利之臣。宋神宗满朝君子，独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与神宗合也。如安石右财力困穷。而言治才之道，神宗即位初，便言当今以理财为急务。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虽攻之者甚众，终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结之心也。
宋徽宗书最妙。世传为至宝。徽宗为君，玩物丧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与张延详论担待以下，有汉高祖天资朴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无法可因。彼时有真儒者出，举先王之法，庶几可行。惜乎当时无人。难有张子房，乃离老智谋有余，非先王之学，韩信等俱是功利，萧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学。其后有汉武帝志高才雄，概然欲大有为。彼时若董仲舒本领纯正，庶几王者之佐。然见道亦不甚分明，亦无以使汉武宝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复天理。故汉武难以有为之姿，终为物欲所胜，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资明敏，奋然有为。当时有程子等真圣贤之佐，惜乎为王安石所间。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高才雄，惜学术不正。若使明道为相，安石为参佐，亦可有为。明道才大德盛，行道济时，复三代之治如反掌，故延祥以为此天地间大机会，惜哉。
荛夫以皇帝王霸并数，便不相伦。盖帝王无论道，是纯乎天理。无一毫人欲之私，霸者元是私意，从窥测得天理来用。只是假，岂可与帝王同年而语哉。
永乐间，道羲名节之士未见，只有许多才子出来弄诗文。
春秋之时，霸主之有功於中国。莫大於齐桓晋文晋悼。然桓公 之才大，问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无学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为之何如？”曰：”使圣人为之，必率诸侯以循轨度。”铺屏王室，朝贡以时必无不庭之诸侯，僭王之吴楚谭弦江虞，必不见灭。信义既孚，盟插必不屡用，仁恩既洽，陈郑必不肯叛，德威既立，荆楚必不敢凭陵。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己则奉命而行，所以赞时王以兴复文武成康之业，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权，以济己之私也。
霸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霸者虽有功于当时，然三纲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霸者非有利于己底事，皆不做。言与己无干也，不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己，皆吾事也。
圣人不忍生民涂炭，故取霸者之功。圣门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称五霸。
先儒言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此推其极而言也。
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己无与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计较，便是私吝心，即流于霸矣。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极，王道根本。
天下古今，共此个道理：用之则大治，小用之则小治，小失之则小乱，大失之则大乱。诚者为王，假者为霸窃者为奸，未有舍此而能济者。
古今败国者，皆自败也，或荒淫，或游畋，或暴虐，或狎小人，或好宫室，或好货聚敛，皆亡国之具也。故为君者必兢业修身，任贤去奸，爱养斯民，乃保国长久之道。
女色之害甚酷，小则亡身，大则亡国。纣嬖一妲己，而殷之宗庙社稷灭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丧灭，文姜淫而杀鲁桓齐襄二君，宣姜淫而衙为狄灭，女色之害可胜言哉。
周公诛管叔，是理当诛。周公虽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违也。周公之诛管叔，汤武之伐桀纣，皆圣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见汤武不幸处？曰：使桀纣贤，汤武为诸侯，岂不自在？
王介父诗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脱使当年身便死，至今真伪有谁知？此是据他地头说，岂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当时六军万姓，皆知周公之心。诗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子将。又曰：公孙硕肤赤舃几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奸，虽当时识之者少，然其过服垢弊，饰为节俭假为谦恭。无非矫情干誉之事，包藏祸心之谋，其藏于中者如此，其发于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诐文饰之言，亦非难知也，但不过有道者照之。
先儒言张子房平生事业，皆自素书中出。此诚然也盖其权谋智术处身处事，进退行藏与素书无一不合，后世智谋之高妙，无出于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己而感科人，有诸中而形诸外，不必全假智谋，明哲保身，亦非全计利害，以此论之。黄张之道，不出一私字，圣贤之道，不出一公字。
韩信言汉高帝善将将，汉高亦非善将将者。古之善将将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汤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纣而用尚父，此乃善将将也。如汉高用计谋以驭韩彭，又使韩彭不得其善终，可谓之善将将乎？或言光武善将将，许多功臣，皆得善终。曰：光武亦非善将将者。古之善用人者。尽其才，进其德，保其身，诚感其心，用尽其才，位称其德，赏当共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许多智计，以制服之乎？曰：以韩信之智谋才气，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驭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曰：高帝本领未正君德未全，故其所为不过如此。设使本心纯是天理，不以谋天下为心，只以救生民为事。义以举事，诚以感人，四海之内，皆引领向风。感于仁，勇于义，况韩彭乎？当初汉高本以利天下为心，韩彭亦以利合。高帝既欲谋天下，韩信岂不欲谋国乎？高帝既欲为帝，韩信岂不欲为王乎？韩信功利之人，不足道，为汉高惜也，曰：汤武诛桀纣后，遂为天子。何以见其不谋天下。曰：人之所得于天而全具于我者，谓之性。圣人只是尽性，曷尝有一毫利心。舍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贵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圣人体具于中，用之发于外者，自不容已。其仁民爱物，皆自至诚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婴儿失所，皆涕泣思亲，汤武安得不怜而救之乎？况桀纣暴恶已极，天命已绝，汤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见武天命绝？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为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养斯民者。今乃逆天为暴，则自失君道，自绝其命，不可为君矣。况天命具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则天命之绝可知。曰：周室既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为义，何也？曰：春秋之时，周室既衰，而先王德泽未泯。民皆思周，未忘，观黍离及匪风下泉之诗，则可见难以齐桓晋文之盛。犹曰：咫尺天颜，践土犹三观王。或又曰：使孔子居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辅周天子修明文武周公之典，以号今天下，率天下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兴礼乐、明教化，若攘外安内之功，乃其馀事耳。
将相一体方能成天下之务。韩信李诉能成其功，以有萧何裴度协心于内。宗泽岳飞不能成功，是为汪秦沮挠于内也。
诸葛孔明、司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气，非懿所能敌。故懿举中原之兵，不能当偏蜀之师。那时不敢出战军师已丧气，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诸葛孔明三年不死则天下定矣，当时司马懿不敢出兴汉兵战，则三军之气，自然沮丧。况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为耕，因其民以为众，推恩立信，以镇抚之。吾气既壮，则贼气自夺。
苟彧有智谋而从曹操是不讲学之故，霍光忠智有馀，其妻弑许后而不诛，亦是不讲学之故。
刘伯温深护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伯温智谋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
人才难得当尧之时，人才之盛，生民未有。此后独周为盛，周末孔颜之生，人才亦可谓盛，此后惟宋也。
人为小小功业动其心，只是不识义理。如邓艾下蜀，有甚功业，助篡逆以灭入之国，罪大矣。
谢安东晋中第一人物，其气英明，惜乎未学。又好尚清雅旷达，无诚心整顿物理，当时有多少当为事，都不做。
陆宣公才极精密周偏，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君，不能尽其才，岂公不以格君心为先务乎？
人才气虽大，不可无学力。如寇莱公后来因天书复相，是相率为伪更做得甚事。
为宰相不搜访天下贤才而用之，更使谁去为治朱子言吕夷简为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业。
文天祥当宋末贾似道当国专权，事已不可为矣。后间率兵勤王，又与陈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时候，况天祥之才本疏乎。
功臣多不保其终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尝以道合，其所为者多权谋智计，未尝以道义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权谋智计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挟其功，欲保其终岂不难哉，儒者只务引其君当道，道既行，则可以保天下之民，岂不能保其身乎，然则扬雄儒者不保终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忌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恶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乱者，蓋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况人以类从，君子用则贤才举，德政修，安有不治，小人用则奸邪进，虐政多，安有不乱。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类不同也，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则尧用四凶，岂不是小人，曰：尧圣人也，圣君德盛势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虽小人，非是大奸恶，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互为消长，此治乱所由分，君人者所当精察明辨，以进退之，出仕者亦当自守，不可误人小人之党，与小人为党，终必败也。
进君子，退小人，此为政第一义，然须果断以行之，若是好贤而不能进，恶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祸败。
处小人最难，位高势重，可以处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处小人。
处小人不可一向疾恶之，须先以善食之，食之不格，然后从而处置之。
小人败天下，契紧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来居要位。
君子以有才为幸，小人以无才为幸。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败事，必不能保身，舍己从人，方做得天下事。
人肯自修，则喜闻过，喜闻过，则能来忠直之士，忠直之士进，则小人退，君子进，则国家之乱本于此。不自修者则忌闻过，忌闻过，则心好谄谀，则谗谄面谀之人进，君子退矣，国家之乱本于此。
忠邪不两立，卢杞等黜，然后陆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复，不旋日矣。
忠贤既用，奸邪自息，如春阳既长，险冻自消。
程子曰：论治须要识体，如修德建极，化导臣民，精择宰相，分建众职者人君之体也，致君泽民，精选人才，进贤退不肖者，宰相之体也，宣布君上德威，设立政条，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劝惩黜陡，上司之体也，爱百姓，施惠泽，明教化，慎政刑，均赋役，理冤狱，此有司之体也。
天生丞民立司牧以养之，若纵欲为暴，便失君道。
师保得其人，则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则百职举。
宰相之职，在于进贤退不肖，在于能知人，知人在于修身，修身莫先于穷理，穷理者在于读书论事，推究到极处。
朱子说科举难做了状元，可惜输了这边工夫。
西山真氏先心经而后政经，则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为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发作与其同然之善心，是头一等事，处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废一。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为难，士以不自失为贵。
世间人才尽有，亦多有肯做功业者，只是理不明，做功业不出，此大学以穷理为先也。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风俗，故人才只是一样，后世有道学之士，有节义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禄之士，文人举子，诗人墨客，又有老释异端之徒，倡优技术，杂然混处，所以害道败俗，不可胜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学大学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为学，傅习之久，遂有许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则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谓节义功名利禄文人诗人，尽归于道德，而学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于异流，倡优技术，亦皆变于正人矣。
或问如何得尽知天下之贤，朱子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人作台谏，不好人自住不得。
天下人才，要圣人出来得位收拾，随其所长而用之，苟无圣人在上，裁而用之，则清高者多隐逸，才智者多过功名，旷大者多入异端。
只一个正大道理，圣王在上发出来，鼓舞得天下人才，区区计谋不足道。
贤才国之桢干，民社所依以立也，汉以鉤党杀许多名士，而国随以亡，宦官亦自剥其卢，其后宦官悉为袁绍所诛，无少长书被杀，至二千余人，有非宦官，因无发而误杀者。
篡弑之君不能致治者，蓋以其悖天理，丧心德，无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贤，必不肯为之臣，智力胜者，仅能把持得住，丧败者多矣。
天地只是一个生物之心，圣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爱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圣人之情亦正大，故不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
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者，一则所见小，二则立心私。
程子曰：圣人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圣人作事，动循天理，动中机会，循天理则人心服而化，中机会则事当而易治。
圣人有夏世之心，无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无明主，圣人在下，只得随时尽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长往也。
古之圣贤，只要尽此道理事业，则随所遇富贵贫贱不足道。
圣贤生于治世，有治世事业，生于乱世，有乱世事业，事业难殊，其道则一。
圣贤治世，是从天理上展开去，所以人不可及，后世才智之士，用尽气力，只见功业之卑。
今人为利而仕，便不正当了，纵有小小功业，亦不济事，凡处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计较利。
今人自置身于卑污苟贱之中，却要去外面求贵。
才不胜，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行不加，穷居不损，须要识此。
人要做事业，亦是私意。君子之学，只是明理应事。事当为处，则汲汲为之不倦；不当为处，则截然不为，故禹稷忧而颜子乐也。
士君子只当守道安贫，以待君上之求，不当自求进，求进则先失其道矣。
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则德望素着。不待政教号令之出，而民已归服景仰。况于设施之际，事得其宜，政教号令既出，刑罚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悦畏服乎。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济者，鲜能保其终。
富盛之久者，自然骄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