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学、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故罕言命，自处也；性道不可得闻，教人也；立法鲁民歌怨，为治也。他如予欲无言、无行不与、莫我知诸章，何莫非此意哉！当时及门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学而上达，非吝也，学、教之成法固如是也。
道不可以言传也，言传者有先于言者也，颜、曾守此不失。子思时，异端将盛，或亦逆知天地气薄，自此将不生孔子其人，势必失性、学、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泻。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规矩，引而不发，断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离娄方员、深造诸章，尤于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动谈性命，相推发先儒所未发。以仆观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见支离分裂，参杂于释、老，徒令异端轻视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尧、舜以来学、教之成法也。何不观精一之旨，惟尧、禹得闻，天下所可见者，命九官、十二牧所为而已。阴阳秘旨，文、周寄之于易；天下所可见者，王政、制礼、作乐而已。一贯之道，惟曾、赐得闻；及门与天下所可见者，诗、书、六艺而已。乌得以天道性命常举诸口而人人语之哉！
是以当日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但仿佛口角，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至于靖康之际，户比肩摩皆主敬习静之人，而朝陛疆场无片筹寸绩之士。朱子乃独具只眼，指其一二硕德，程子所许为后身者，曰“此皆禅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实近禅，故徒见其弊，无能易其辙。以致朱学之末流，犹之程学之末流矣，以致后世之程、朱，皆如程学、朱学之末流矣。长此不返，乾坤尚安赖哉！
或曰：佛氏托于明心见性，程、朱欲救人而摈之，不得不抉精奥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见已稍浸入释氏分界，故称其“弥近理而大乱真”。若以不肖论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节指示，虽释迦恶魁，亦当垂头下泪，并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则如之何？曰：彼以其虚，我以其实。程、朱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成就数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吾道自尊显，释、老自消亡矣。
今彼以空言乱天下，吾亦以空言与之角，又不斩其根而反授之柄，我无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党之气，是以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乾坤。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吾道何日再见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习焉，终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众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爱，必将笃生圣哲，剗荆棘，而兴尧、舜以来中庸之道，断不忍终此元会，直如此而已也！
总论诸儒讲学
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讲听，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孔子惟与其弟子今日习礼，明日习射。间有可与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与言。盖性命，非可言传也。不特不讲而已也；虽有问，如子路问鬼神、生死，南宫适问禹、稷、羿、奡者，皆不与答。盖能理会者渠自理会，不能者虽讲亦无益。
自汉、唐诸儒传经讲诵，宋之周、程、张、朱、陆，遂群起角立，亟亟焉以讲学为事，至明，而薛、陈、王、冯因之，其一时发明吾道之功，可谓盛矣。其效使见知闻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谈名理，不作恶，不奉释、老名号。即不肖如仆，亦沐泽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为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礼乐之不兴自若也，异端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以视夫孔子明道而乱臣贼子果惧，孟子明道而杨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渊之相悬也！
仆气魄小，志气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与于斯道。惟愿主盟儒坛者，远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仆受诸儒生成覆载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试观朱子晚年悔枝叶之繁累，则礼乐未明，是在天者千古无穷之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