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后汉之儒，皆今学也。大儒讲授，人徒千万，如张兴着录且万人，蔡元着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着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丁恭弟子自远方至者着录数千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学者常千人，牟纡亦千人，杨伦、杜抚、张元皆千余人，其数百人者不可胜数，故举天下皆今学也。而传伪古学者，终后汉世不过杜、郑、贾、马数人而已。然且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攻之于前，范升、李育、何休、临硕暨诸儒难之于后，哀帝、光武暨于诸帝，终不能违众而立学官也。后世据伪古之大盛，疑汉人何不攻之。试思遗文所存，攻者之众犹如此，今学之盛犹如此，刘歆伪经不过如晋薛真之伪《归藏》，隋刘炫之伪《孝经孔传》，明丰坊之伪《子贡诗传》，杨慎之伪《岣嵝碑》，人人皆知其伪，不甚信之。然则伪古学宜将灭矣，何能转炽盛乎？今推其故，一由刘歆所传皆一时之通学，一则博学必典校书，校书东观者必惑歆所改中古文之本而笑今学之固陋。夫校书者为天下学者之宗，通学者有着书自行之力，合斯二者，而郑玄挟其硕学、高行、老寿，适丁汉微，经籍道息，康成揉合今古，而实得伪古之传以行之，遂为天下所宗。滥觞于杜、郑，推行于贾逵，篡统于郑玄，于是伪古行于九州岛暨海外，而今学亡矣。夫得才者兴，广士者强，觇晋文之从者而知其得国，睹燕昭之得士而知其夺齐。观传古学诸人，杨雄则称「无所不见」，杜林则称「博洽多闻」，桓谭则称「博学多通」，贾逵则「问事不休」，马融则「才高博洽」，自余班固、崔骃、张衡、蔡邕之伦，并以宏览博达，高文赡学，上比迁、向者，并校书东观，传授古学。或少习今学，洎入中秘，睹未见书，咸信为然，尽舍旧学而新是谋，反咎夙昔之愚，溺于乡曲，因笑章句之徒固陋无知，许慎所谓「不见通学」，桓谭之「憙非毁俗儒」也。诸人挟其丰赡之才，俯首信服，于是鼓动后生。人情喜新，乐其博异，丰力之士靡不景从，虽无康成，伪经亦有必行之势矣。盖刘歆以校书为传授，盘踞高大，自应得博达之才，理势然也。虽然，不值汉中微，今学不销亡，郑玄亦何能混一哉？然则今学与汉为终始，是亦有天运者邪！今掇其通人传歆古学者着于篇，而以康成终之。张竦、杨雄，歆之友也，附见于篇首云。
张竦
敞孙竦，王莽时至郡守，封侯，博学文雅过于敞。《汉书张敞传》
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后汉书杜林传》
《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作《训故》。《汉书艺文志》
竦为莽臣，歆友，林师。传称「博学」、「喜文采」，伪学之传，有所受矣。《艺文志》推本张敞以传至杜林，考敞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上封事引《春秋》讥世卿，皆用今文，安有所谓古字？是犹国师作法而诬及子政，景伯传经而托之贾谊也。诬其祖也。
杨雄
雄少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
通训诂不为章句，乃刘歆新开之学派也。雄身为僚友，自当用之。
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史记》皆用今文家说，如讥宋宣之启争，褒宋襄之能让之类，皆与伪《左氏》相反。左氏既与圣人同好恶，史公自「不与圣人同是非」矣。盗憎主人之故智，不足辨矣。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篡》；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而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以上《汉书杨雄传》
莽之放《大诰》，雄之作《太玄》《法言》，亦可见当时风气莫不欲伪托圣人。然莽伪而人得以操、懿之为贼诛之，雄伪而人得以吴、楚之僭王绝之；独至歆伪，则其术更巧，蔽蒙群言，晻昧千载，圣人之大统几取而代焉。君臣之间，有幸有不幸也。《赞》云「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则其为众儒所讪，亦等于歆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篡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汉书艺文志》
辨见《〈汉书艺文志〉辨伪》。
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鉅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以上《汉书杨雄传》
雄、歆为密交，雄有所作，歆观之；歆有所作，雄亦知之必矣。棻为歆子而从雄学，学出于一也。今取雄书奖伪之言条录之如左：以雄与歆同时，人罕知其受歆学者，故详列之。其王充、王符、仲长统之流，生古学大盛后，沾染风气，理固宜然，不复录焉
或曰：《易》损其一，虽蠡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法言问神篇》
此言《易》损其一，仅指《说卦》，则《序卦》《杂卦》二篇，此时尚未增入。
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见篇》
按：叙五经次第与《汉志》合。《诗》后于《礼》者，或歆初成《周礼》时，欲以为周公之典而尤尊大之欤？
或问：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法言重黎篇》
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同上
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膻，形诎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亻存志，性仁，情喜，事貌，用恭，撝肃，征旱，帝太昊，神句芒，星从其位。《太玄数篇》
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胜木，时杀，藏肝，亻存魂，性谊，情怒，事言，用从，撝乂，征雨，帝少昊，神蓐收，星从其位。同上
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征，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胜金，时养，藏肺，亻存魂，性礼，情乐，事视，用明，撝哲，征热，帝炎帝，神祝融，星从其位。同上
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子亥，声羽，色黑，味咸，臭朽，形下，生木，胜火，时藏，藏肾，亻存精，性智，情悲，事听，用聪，撝谋，征寒，帝颛顼，神玄冥，星从其位。同上
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巳，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植，生金，胜水，时该，藏心，亻存神，性信，情恐惧，事思，用睿，撝圣，征风，帝黄帝，神后土，星从其位。同上
按：此与《月令》全合。观雄之言《周官》《左氏》《书序》《月令》，则其传古学昭昭矣。
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法言问明篇》
雄书皆言文王重卦，无言作上下经者。歆之伪《易》最后，时尚未有此说也。
灾异，董相、夏侯胜、京房。《法言渊骞篇》
言京不言孟，则《汉志》云「孟氏得《易》家阴阳灾变」者非也。此二条与歆说不合，然适足以证其伪妄之迹，故并列焉。
杜子春
歆末年乃知《周官》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
郑兴既从歆受，而众又受之于杜子春，则子春或较兴尤明欤《周官》为伪学大宗，故必授之于大弟子，非璜、恽之徒可比矣。
郑兴
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及校《三统历》。……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后汉书》本传
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子安世，亦传家业。《后汉书》本传
歆伪经以《左氏》为根本，以《周官》为国土，二书皆兴所传。又撰《左氏条例》《章句》《训诂》，校《三统历》，则歆最得意弟子。杜林、桓谭、卫宏皆兴斟酌，子众、孙安世又能传家业，《左氏》《周官》《毛诗》《费氏易》皆众所传，世称「二郑」。故古学当以兴、众为第一宗传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沈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闇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本传
桓谭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后汉书》本传
桓谭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其受古学之渊源也。谭与杜林皆成学于西汉，受刘歆、张竦、杨雄之学，以通博为主。崔骃、班固、张衡、马融、刘珍、蔡邕皆此一派。以其博洽，故不守章句。实则章句皆今学，为古学者攻之，故不守也。从古学者多博洽，人皆信之，此古学所以盛也。谭、林渊源学问相等，而林以卓行高位，弟子众多，古文于是遂行，则林为古学一大宗也。
陈元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厌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沈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熟能察之！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摘衅，掩其宏美，所谓‘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下拜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后汉书》本传
范升、陈元愤争《左氏》，是经学一大案，自少读《后汉书》，即怪《左传》之文博，何范升必极相攻？苟非不得已，扶弱持微，岂不甚善，何事与古人为仇乎？然古学者仅争《左氏》，未敢及《周官》《毛诗》也，抑可想矣。
贾逵
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着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而《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沓。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几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后汉书》本传
郑众传《费易》《毛诗》《周官》《左传》而不光大，贾逵传《古文书》《毛诗》《周官》《左传》《国语》，则伪经遂行。盖逵校书东观，入讲南宫，遭遇独隆矣。又附会图谶以媚时主，选严、颜高才生以受《左氏》，则《公羊》夺矣。拜逵弟子门生为郎，则荣途开矣。至于诏诸儒皆选高才以受伪经，令学者受业黄门以生其欣慕，几等于明代庶常之选矣。伪经安得不行哉！盖自刘歆伪经之后，今古水火，至贾逵乃始行焉。郑玄之前，创业祖功，守成宗德，应推逵矣。蔚宗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又曰「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若有不概于心而亟致微辞者，岂蔚宗传武子之学，有所知邪？
徐巡
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杜林传》
徐巡兼承两大师之统，《古文尚书》《毛诗》多本之焉，亦伪学之功臣也。
张衡
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着《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后汉书》本传
刘陶
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后汉书》本传
刘珍、刘騊駼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后汉书张衡传》
马日磾、杨彪、韩说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书。《后汉书卢植传》
伪古之学，刘歆以校书而作之，诸儒亦以校书而信之。盖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征应散布，惑人甚矣。其校书之人散见于群传者，并列于此以省观览焉。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性沉重好古。《后汉书》本传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汉书》本传
孟坚作史全采歆书，文字异者仅二万余，其入歆之坎陷深矣。推其所由，则亦在校中秘书也。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字仲任。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后汉书》本传
王符，字节信。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后汉书》本传
仲长统，字公理。少好学，博涉书记。《后汉书》本传
充师班彪，符友马融、张衡，融所谓「达才通人」，营道同术。长统亦频引《周礼》，盖通达之家无有不入其笼中，而今学所传则皆守约之士也，此其盛衰所以判欤！
崔篆、崔骃、崔瑗
篆兄发，以巧佞幸于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显于新世。篆生毅。毅生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后汉书》本传
骃曾祖母能通经学、百家之言，显于新世，骃古学所本也。
崔瑗，字子玉，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后汉书》本传
以崔骃为之父，以贾逵为之师，以马融、张衡为之友，古学之长毕集矣。
马融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
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着《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后汉书》本传
马融才高，遍注「九经」，遂为古学之总汇。「三礼」「三传」皆其所定，且为二千年学派之宗，亦以卢植、郑玄皆出其门故也。学者千人，古学聚徒之多，以融为始。郑玄因得荟萃而集其成。譬之经国，马融为文王，三分有二；郑玄为武王，乃能革殷受命也。故融于伪古之功，实与贾逵并驱，世称「贾、马」，亦曰「马、郑」，犹之宋曰「周、程」，亦曰「程、朱」，宜也。
卢植
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纰缪，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寔，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书》。《后汉书》本传
《经典释文序录》云「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而《植传》亦云「从融受古学，知今之《礼记》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纰缪」云云，则刘歆之后，其有以伪学之说羼乱于真经，以疑惑后生者，则马融与植其人也。
蔡邕
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本传
按：《邕传》及《水经注》皆言：「邕自书丹于石，使工镌刻。」《洛阳伽蓝记》亦言：「三种字《石经》，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隋书经籍志》亦言：「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碑，皆蔡邕所书。」董逌《广州书跋》乃云「《石经》不尽蔡邕书，如马日磾辈相与成之。」洪适《隶释》云「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张演《石经跋》云「今六经字体不一，当是时书丹者亦不独邕也。」按：洪适《隶释》，《石经论语残碑》末一行云：「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黄伯思《东观余论》「《石经公羊》残碑，其末云：‘溪典、谏议大夫臣马日磾、臣赵聝、议郎臣刘宏、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唯‘溪’上缺，当是‘堂溪典’也。」由二碑证之，则当时奏求正定者只邕等七人，暨后立石，又有左立、孙表及赵聝等诸人也，范《史》略之耳。
郑玄
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及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干象历》，又着《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熟，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伪古文传至贾、马，焰既张矣。而所以辅成古学，篡今学之大统者，则全在郑康成一人。推康成所以能集六经之成，以灭今学者，盖有故焉。两汉儒林皆守家法，爰逮后汉，古学虽开，而古学自守其藩篱，今学自守其门户，宁有攻伐，绝不通和。今学攻古学为「颠倒经法」，古学攻今学为「蔽固妒毁」。但今学之毁古，犹王师之拒贼也；古学之攻今，则盗憎主人也。观其相毁之辞，而曲折见矣。然古学虽言伪而辨，而自杜林、郑兴至贾逵、马融、许慎诸大师，皆笃守古文，与今学家沟绝不通。苟长若此，即互有盛衰，亦可两存。唯郑康成先从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盖兼通今古，因舍今学而就古学。然虽以古学为宗主，而时有不同，又采今学以裨佐之。如笺《诗》以毛本为主，则宗毛可矣，而又时违毛义，兼采《韩诗》，于是得郑氏《笺》而今古学俱备，不知毛之伪古行，而《韩诗》实废矣。注《书》既以古文为宗主，《禹贡》悉参以班氏《地理志》，则又用今学，于是得郑《古文尚书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古文尚书》伪经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亡矣。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儒林传》故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于是得郑氏《仪礼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伪古文《仪礼》行，而今文《仪礼》亡矣。注《论语》，则「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论语集解》《隋书经籍志》同。《释文》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于是得《论语郑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齐》《鲁论》亦失真矣。其注《诗》《书》《礼》《论语》如此，其注群经当亦然。于是今古杂揉，不可复辨。而其所注之本，则《毛诗》《古文尚书》《古文仪礼》《礼记》《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玄注《左氏春秋》，见《世说新语》皆古文也。赞二郑则曰「雅达」、「广揽」，攻何休则曰「乡曲之学，足以忿人」，盖贾、马之嫡传，偏主伪古。加以不受征辟之高节，甄综毖纬之硕学，适有高寿，遍注群经，高誉隆洽，既为齐、鲁之宗，弟子万数，散布方州之绪。观陶谦与诸豪杰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记于朱隽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干，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云云。《后汉书朱隽传》汉献帝时，三公八座议：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虽后父，不可令后独拜于朝；或以为当交拜；又子尊不加于父母；公私之朝，后当独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众臣，于私宫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礼？」郑玄议曰「不其亭侯在京师，礼事出入，宜从臣体。若后适离宫及归宁父母，从子礼。」《通典礼部》二十七康成为处士，而诸豪杰讨贼则引以为重，三公八座议礼则问以取决。王粲云「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其望重如此。于是范蔚宗谓「郑康成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袁飜云「郑玄训诂‘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得之远矣。」徐爰云「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圣人复出，不易其言矣。」萧子显云「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其为学者归宗如此。于是郑学统一天下数十年矣。加以弟子万人。今可考者，朱氏锡鬯《经义考》有郗虑、王基、崔琰、国渊、任嘏、赵商、张逸、冷刚、田琼、炅模、焦乔、王权、鲍遗、陈铿、崇精。其未载者，汜阁屡见《郑志》、又《三国志程秉传》云「逮事郑玄，与刘熙考论大义。」、《崔琰传》「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孝经》唐玄宗《序》并《注》，邢《疏》云「宋均《诗谱序》云‘我先师北海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竹垞未及也。张逸与郑君同县，郑君妻弟。逸官至尚书左丞，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郑玄别传》《经义考》又载治郑氏《易》者许慈。按：《三国志许慈传》云：「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非止治《易》也。程秉逮事郑君，与刘熙考论大义，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则刘熙似是郑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学于郑君也。《三国志薛综传》「从刘熙学」，则综与慈，郑君再传弟子矣。又《姜维传》云「好郑氏学。」然不言其何所受，郄正论维「乐学不倦，清素节约，一时仪表」。维，天水人，与北海相去甚远，而好郑学，郑学所及者远矣。又《孙干传》云「先主领徐州，辟为从事。」注采《郑玄传》云「玄荐干于州，干被辟命，玄所举也。」按干北海人，又为郑君所知，不知其尝受学否孙叔然受学郑康成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王肃集《圣证论》讥短康成，叔然驳而释之。《三国志王肃传》弟子既多，其高才能传于后世者犹如此。而当时适丁汉乱，经籍道息，人不悦学，故《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鱼豢《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为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王肃传》注汉末经学极盛，曾几何时，乃至于此。于是时有能言学者寡矣，况欲责以辨别今古哉！而康成弟子遍天下，得乘间抵隙，收拾天下之士以言遗经，挟此数者，万流归宗，于是天下执经言学无有出郑氏者。故王肃《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王肃当三国时，郑学已大行五十载，于是郑学统一宇内久矣。魏之王肃、王粲，吴之虞翻，蜀之李譔，盛妒攻之。然是数子者，亦古学之绪余，虞翻虽云出于孟氏，而纳甲乃所自创，非孟氏也譬陆、王攻朱，实出朱子之《四书》，抑不足议也。郑学既行，后世乃咸奉刘歆之伪经，而孔子之学亡。故康成者，刘歆之功臣，孔门之罪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