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曰，传曰，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杜氏曰，掩恶扬善，义存君亲，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浅深之准，非也，传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旧史，有所不书之意也，非当时史官以讳为礼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孙谓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曹之言，以为御孙，误，以御孙之说论之，君之不法，无所不书也，既无所不书，则是讳国恶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为之臣子，率意为君父讳，非也，臣子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亲，如此，国史为无有实事，皆虚美也，谓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鲁国之史，贤人之记，沙之与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笔，金之与玉也，金石必待拣择追琢而后见，春秋亦待笔削改易而后成也，谓春秋之文，皆旧史所记，无用仲尼者，是谓金石不待拣择追琢而得，非春类矣，锡瑞案刘氏分别经史，义极精确，即以左氏传义，杜预经出旧史之非，尤足以关其口，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为后人立法，圣人待笔，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前古未见，本张横渠说，则不得谓前有所承，后莫能继，则不得云后人可续，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司马迁班固，世称良史，所著史记汉书，多得春秋之义，然其书不敢学一字褒贬，只是据事直书，扬雄准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而不敢拟春秋，王通始拟春秋作元经，论者以为宋阮逸伪作，盖隋以前犹知古义，唐宋以下，议论始繁，唐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甫范祖禹用其说，以春秋公在乾侯为比，程迥之曰，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是矣，而未尽也，敬王与王子朝，虽有东王西王之称，士伯问介众而辞王子朝，则当时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郑，诸侯推戴，更无异说，是春秋书天王据实直书也，昭公出奔在外，鲁国未别立君，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士鞅以为季孙事君如在国，齐晋诸国亦皆以君礼待之，景公曰，孰君而无称，是春秋书公，亦据实直书也，若唐中宗已废为庐陵王，武后自称则天皇帝，今书庐陵王曰帝，则唐有两帝矣，若夺则天之帝以与庐陵，则不据实直书，而变乱当时之事实，虽圣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晋地，故书在，与公在楚同义，房陵唐地，不当引以为比，唐鉴书帝在东宫，尤不可通，非止刘知几貌同心异之诮，钱大昕已辨之，欧阳修五代史朱子纲目，亦有此失，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钱大昕亦已辨之，王鸣盛论五代史曰，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笔，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引薛应宋元通鉴义例云，春秋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或生而书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论者以为夫子之褒贬，于是焉在也，夫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其微词变例，美恶不嫌同辞，有非浅近之所能推测者，后人修史，辄从而拟之，不失之迂妄，则失之鄙陋，又论孙甫唐史论断云，观其自序欲效春秋书法，以褒贬予夺示劝戒，幸其书亡若存，徒汨乱学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夺，读史者宜详考其事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王氏此说，切中作史者妄拟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经不是史，经非可僭拟者也。黄泽曰，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