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曰，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谬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矣，然为左氏者皆耻之，因共护曰，邱明受经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实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邱明，邱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以旧章凡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邱明所尽也，以其不受经也，学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此未尽也，苟唯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余皆因而不改，则何贵于圣人之作春秋也，而传又何以云非圣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尽得圣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义同文异者，皆没而不说，而杜氏患苦左传有不传春秋之名，因为作说云，此乃圣人即用旧史尔，观邱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隐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经，颇亦殷勤，故克段于鄢传曰，不言出奔，难之也，不书城郎，非公命也，不书之例，一年之中凡七发，明是仲尼作经，大有所删改也，岂专用旧史者乎，又曰，大率左氏解经之蔽有三，从赴告，一也，用旧史，二也，经阙文，三也，按史虽待赴告而录，然其文非赴告之词也，春秋虽据旧史而作，然其义非旧史之文也，简牍虽有阙失，其史非圣人所遗出，如谓史之记从赴告而已，则乱臣贼子何由而惧，如谓春秋用旧史而已，则何贵于圣人之笔削也，且春秋书良霄入于郑，郑人杀良霄，栾盈入于晋，晋人杀栾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记陈宗竖入于陈，陈人杀之，明史之所记，与仲尼之所修异矣，又仲尼所修，无记内邑叛者，哀十五年独记成叛，此亦史文不与仲尼相似，仲尼不专用史文验出，如谓经之阙文，皆圣人所遗者，苟传有所说而不与经同，尽可归过于经，何赖于传之解经哉，故春秋者，出于旧史者也，而春秋非旧史之文也，旧史者，出于赴告者也，而旧史非赴告之辞也，传者，出于经者也，而传非经之本也，今传与经远，是本末反矣，锡瑞案刘氏春秋权衡，为世所称，以愚观之，惟左氏传及杜预集解，说多精确，盖左氏传事不传义，本无所谓义例，杜氏传会，多不可据，故刘氏所多中肯，公二传，各有义例，非会通全经之旨，必至多所窒碍，诚能融会贯通，则人所见为窒碍者，皆有说以处此，枚乘曰，铢铢而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专求字句，则多见窒碍，此所谓铢铢而积，寸寸而度也，会通全文，则少所窒碍，此所谓石称丈量，径而寡失也，春秋是孔子所作一部全书，其中又有非常异议，若不大通义例，粗究微言，则但能见浅而不能见深，凡所为三科九旨，一字褒贬，时月日例之类，皆以为横生枝节，妄立异端，不知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义正在此，不达乎此，则虽知经承旧史之谬，而不知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其异于旧史者，究竟安在，经史之异，岂仅在一字一句间乎，刘氏博学精识，而春秋非专门，故虽知左氏杜预之非，而未晓公二传之是，其所多字句琐细，不关大义，其大义明著者，又或诳而不信，故权衡一书，左氏及杜预者多可取，驳二传者可取甚鲜，其合并三传为刘氏传，尤近童牛角马，郑伯克段一事，陈澧已驳其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