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曰，春秋以前，礼法未废，史所书者，不过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无年，天时之变，郊庙之礼，诸侯卒葬，交聘会朝，大抵不过如此尔，无有伐国围城，入某国某邑等事也，其后礼法既坏，史法始淆乱，如隐公元年除书及邾宋盟，公子益师卒外，其余皆失礼之事，如不书即位，是先君失礼，为鲁乱之本，郑估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归仲子之，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则不称使，举一年如此，则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则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锡瑞案黄氏之说甚是，据此可见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时天子当阳，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灭围入等事，故柳宗元陆淳皆有此疑，黄氏所见，与柳氏陆氏同，而说加详，然则韩宣之单辞，杜预之谬解，不当以汨乱春秋明矣，乃黄氏既知此义，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故韩宣子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书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此时未经夫子笔削，而韩宣子乃如此称赞者，见得鲁之史，与诸国迥然不同故也，案黄氏前后之说，大相矛盾，谓凡例本周公遗法，然则伐灭围入，周公之时已有之乎，鲁史与诸国迥然不同，然则孟子云，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又何说乎，此等皆由惑于杜预之说，先人为主，故虽于春秋有所窥见，而其说半明半昧，凡经学所以不明者，由为前人之说所压，不知前人与前人说各不同，有是有非，所当审择，其审择是非之法，当视前人之年代先后，与其人之贤否，如杜预解春秋，与孟子全然反对，以年代论，则孟子在五年余年之前，杜预在一百余年之后，以贤否论，则孟子为命世亚圣，杜预为党逆乱臣，其所说之是非，自不待辨而决，而自杜解孤行之后，学春秋者误守其说，尽反孟子之说以从之，黄氏于春秋，自谓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间有所窥，而大义微言，终不能喻也，其徒赵汸说春秋，亦得失互见，大率本其师说。黄氏谓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盖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乃禀君命使其刊正，又谓公羊氏五世传春秋，左氏增年传文，亦当其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二说皆有思想，而无所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