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圭曰，公羊论隐公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皆此言基之也，梁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公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遂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公子结媵妇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事异域，而以安社稷利国家自诿者矣，祭仲执而郑同，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圣人作经，本以明其理也，自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说，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为仇，为大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外而矫制以行事，国家易姓，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隽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此其为害甚者，不由于叙事失实之过哉，故尝以为三传要皆失实，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说，而说之缪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举其二，而何休之缪为尤甚，元年春王正八，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何休则曰，春秋纪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不日，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嫌也，而休则曰，春秋王鲁，隐公以为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从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而薄于父之枝叶者，未必不由斯言启之，公羊曰，立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言固有据也，而何休乃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后世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非斯语祸之，其释会戎之文则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谓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之义则曰，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谓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锡瑞案宋儒不信古义而好驳难，是一时风气，不足怪，其最不可训者，则误沿当时猜防疑忌之习，反以古训为助乱之阶，非止上诬古人，且恐下惑后世，胡安国春秋传，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于南宋初，切中时势，而解帅师之类，以权臣主兵为大戒，王夫之论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趋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驳胡传诚非苛论，宋惩黄袍加身之事，首夺将帅之权，子孙传为家法，贤者限于习俗，南宋之初，欲雪国耻，王赖师武臣力，乃诸将稍稍振起，秦桧夺其兵而杀之废之，胡氏与桧薰犹不同，而误加推荐，盖由于议论之偶合，而实因经义之不明，岳侯之死，虽未可以咎胡，而解经不精，以致误国，亦有不得辞其咎者，吕氏此论，多以后世之乱，归咎汉人，不知汉人但解经义，何能豫防后世之乱，奸人引古籍口，何所不至，曹丕自比舜禹，岂得以舜禹禅让为非，王莽自比周公，岂得以周公居摄为误，废君者自比伊尹，岂得疑伊尹为篡，反上者自比汤武，岂得疑汤武为弑乎，若以僭上陵尊，相夷为仇，归咎公，孔子作春秋时，已有弑君父者，亦公为之乎，黜周王鲁，变文从质，母弟称弟，母以子贵，亲亲立弟，尊尊立孙，公羊虽不皆有明文，董子当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其书已有明文，吕氏但责何休，而不知其本于董子，是董子书并未得见，何足以言春秋义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并无语弊，吕以为非，将来者拒之，去者追之乎，王者诸侯分土，有不纯臣之义，封建时本如是，岂可以一统时世并论乎，容斋随笔有二传误后世一条，以左氏大义灭亲公羊母以子贵并论，与吕氏所见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