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钱唐（程徐韩宜可（周观政欧阳韶萧岐（门克新）冯坚茹太素（曾秉正）李仕鲁（陈汶辉）叶伯巨郑士利（方徵）周敬心王朴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
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学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历官兵部尚书，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岁儿与女琼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进尚书，卒。徐精勤通敏，工诗文，有集传于世。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元至正中，行御史台辟为掾，不就。洪武初，荐授山阴教谕，转楚府录事。寻擢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有宠于帝，尝侍坐，从容燕语。宜可直前，出怀中弹文，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锦衣卫狱，寻释之。
九年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时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宜可疏，争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轨，宜论其情之轻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谪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别，以协众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师。会赐诸司没官男女，宜可独不受。且极论：“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帝是其言。后坐事将刑，御谨身殿亲鞫之，获免。复疏，陈二十余事，皆报可。未几，罢归。已，复征至。命撰祀钟山、大江文；谕日本、征乌蛮诏，皆称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寻以事安置云南。惠帝即位，用检讨陈性善荐，起云南参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于官。是夜大星陨，枥马皆惊嘶，人谓：“宜可当之”云。
帝之建御史台也，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则称周观政。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前观政者，有欧阳韶，字子韶，永新人。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日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未几，致仕，卒于家。
萧岐，字尚仁，泰和人。五岁而孤，事祖父母以孝闻。有司屡举不赴。洪武十七年，诏征贤良，强起之。上十便书，大意谓：帝刑罚过中，讦告风炽。请禁止实封以杜诬罔；依律科狱以信诏令。凡万余言。召见，授潭王府长史。力辞，忤旨，谪云南楚雄训导。岐即日行，遣骑追还。岁余，改授陕西平凉。再岁致仕。复召与钱宰等考定《书》传。赐币钞，给驿归。尝辑《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律令为之解，合为一集。尝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书，使观者有所省也。”学者称“正固先生”。
当是时，太祖治尚刚严，中外凛凛，奉法救过不给。而岐所上书过切直，帝不为忤。厥后以言被超擢者，有门克新。
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初，教官给由至京，帝询民疾苦。岢岚吴从权、山阴张桓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边方。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见重。不数年，擢礼部尚书。寻引疾，命太医给药物，不辍其奉。及卒，命有司护丧归葬。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一曰养圣躬。请清心省事，不与细务，以为民社之福。二曰择老成。诸王年方壮盛，左右辅导。愿择取老成之臣出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图匡救。三曰攘要荒。请务农讲武，屯戍边圉，以备不虞。四曰励有司。请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别属吏，具实以闻而黜陟之。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请敕有司采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谥，俾末俗有所兴劝。六曰省宦寺。晨夕密迩，其言易入，养成祸患而不自知。请裁去冗员，可杜异日陵替之弊。七曰易边将。假以兵柄，久在边圉，多致纵佚。请时迁岁调，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勋臣，实可防将骄卒惰、内轻外重之渐。八曰访吏治。廉干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劝之道。请广布耳目，访察廉贪，以明黜陟。九曰增关防。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辄加箠楚，害及于民。请增置勘合以付诸司，听其填写差遣，事讫缴报，庶所司不轻发以病民，而庶务亦不致旷废。”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茹太素，泽州人。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上言：“自中书省内外百司，听御史、按察使检举。而御史台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体察核。磨勘司官吏数少，难以检核天下钱粮，请增置若干员，各分为科。在外省卫，凡会议军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请用按察司一员纠正。”帝皆从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颁示中外。
十年，与同官曾秉正先后同出为参政，而太素往浙江。寻以侍亲赐还里。十六年召为刑部试郎中。居一月，迁都察院佥都御史。复降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擢户部尚书。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荐授海州学正。九年，以天变诏群臣言事。秉正上疏数千言，大略曰：“古之圣君不以天无灾异为喜，惟以祗惧天谴为心。陛下圣文神武，统一天下，天之付与，可谓盛矣。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则行富国强兵之术，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立，邦势已固。则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仓库之积；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养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业于永久为难耳。于此之时，当尽革向之所为，何者足应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应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则变不虚生。极论《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为思文监丞。未几，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陕西参政。会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为使。在位数言事，帝颇优容之。寻竟以忤旨罢。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帝闻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
李仕鲁，字宗孔，濮人。少颖敏笃学，足不窥户外者三年。闻鄱阳硃公迁得宋硃熹之传，往从之游，尽受其学。太祖故知仕鲁名，洪武中，诏求能为硃氏学者，有司举仕鲁。入见，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礻阑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憸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仕鲁疏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亦不听。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硃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
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以国子生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伯巨上书，略曰：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籓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古者之断死刑也，天子撤乐减膳，诚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牲，固欲其并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则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苛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事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
汉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且夫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可也。今贼突窜山谷，以计求之，庶或可得。顾劳重兵，彼方惊散，入不可踪迹之地。捕之数年，既无其方，而乃归咎于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骚动数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鸡犬不得宁息。况新附之众，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许其复业。今附籍矣，而又复迁徙，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户口盛而后田野辟，赋税增。今责守令年增户口，正为是也。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而其心犹不自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祗候。讹言惊动，不知所出。况太原诸郡，外界边境，民心如此，甚非安边之计也。臣愿自今朝廷宜存大体，赦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超迁之，残酷裒敛者罢黜之。凤阳屯田之制，见在居屯者，听其耕种起科。已起户口、见留开封者，悉放复业。如此则足以隆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始称富庶。盖天下之治乱，气化之转移，人心之趋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谓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幕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臣愚谓天下之趋于治，犹坚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阳所能骤致。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得以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刑以威之，礼以导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非空言也。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以正率下，以善导民，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论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风纪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听讼谳狱，其一事耳。今专以狱讼为要。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宣导风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赃吏、决一狱讼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民迁善远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风宪未审轻重之失也。
《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论其秀士而升于太学曰“俊士”，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考之之详若此，故成周得人为盛。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洗历代举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于太学者，或未数月，遽选入官，间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谙时务，未熟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乖国政，而下困黎民也。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所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在者有几？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昔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为求治太速之过也。
昔者宋有天下盖三百余年。其始，以礼义教其民，当其盛时，闾阎里巷皆有忠厚之风，至于耻言人之过失。洎乎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国，其本不立，犯礼义之分，坏廉耻之防。不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虽老儒硕臣甘心屈辱。此礼义廉耻不振之弊。遗风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谓：莫若敦仁义，尚廉耻。守令则责其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庶几得矣。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须令在学肄业，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经，兼习一艺，然后入选。或宿卫，或办事，以观公卿大夫之能，而后任之以政，则其学识兼懋，庶无败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凯觎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岁月，则阴阳调而风雨时，诸福吉祥莫不毕至。尚何天变之不消哉？
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
先是，伯巨将上书，语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其意盖谓分封也。然是时诸王止建籓号，未曾裂土，不尽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屡奉命出塞，势始强。后因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于将领，还所掠。安陆有冤狱，御史台已谳上，士元奏其冤，得白。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书成，闭门逆旅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乡举授给事中。尝侍游后苑，与联诗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赐白金，驰驿归省。还改监察御史，出为怀庆知府。徵志节甚伟，遇事敢直言。居郡时，因星变求言，疏言：“风宪官以激浊扬清为职。今不闻旌廉拔能，专务罗织人罪，多征赃罚，此大患也。朝廷赏罚明信，乃能劝惩。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硃芾俱有空印，反迁布政使，何以示劝惩？”帝问罗织及多征赃罚者为谁，徵指河南佥事彭京以对。贬沁阳驿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周敬心，山东人，太学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诏求晓历数者，敬心上疏极谏，且及时政数事。略曰：
臣闻国祚长短，在德厚薄，不在历数。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汉、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无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乱诛暴。然神武威断则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陛下若效两汉之宽大，唐、宋之忠厚，讲三代所以有道之长，则帝王之祚可传万世，何必问诸小道之人耶？
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为耻不得传国玺耳。昔楚平王时，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为“玺”，历代递嬗，以讫后唐。治乱兴废，皆不在此。石敬瑭乱，潞王携以自焚，则秦玺固已毁矣。敬瑭入洛，更以玉制。晋亡入辽，辽亡遗于桑乾河。元世祖时，札剌尔者渔而得之。今元人所挟，石氏玺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玺，仁为之玺，故曰“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玺，而求汉、唐、宋之小玺也？
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昔汲黯言于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
言皆激切。报闻。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本名权，帝为改焉。除吏科给事中，以直谏忤旨罢。旋起御史。陈时事千余言。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诰》，谓朴诽谤，犹列其名。
有张衡者，万安人，朴同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奏疏剀切。擢礼部侍郎。以清慎见褒，载于《大诰》。后亦以言事坐死。
赞曰：太祖英武威断，廷臣奏对，往往失辞。而钱唐、韩宜可、李仕鲁辈，抱其朴诚，力诤于堂陛间，可谓古之遗直矣。伯巨、敬心以缝掖诸生，言天下至计，虽违于信而后谏之义，然原厥本心，由于忠爱。以视末季沽名卖直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语者也。
【译文】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
学问渊博德行敦厚。
洪武元年考取明经科。
对策时符合旨意，特别任用为刑部尚书。
二年，下诏在孔庙春秋雨季祭奠先师孔子，只在曲阜举行，天下不必全都祭祀。
钱唐直接向皇帝上疏说：“孔子垂教万世，天下都尊崇他的教导，所以天下都祭祀孔子，受恩思报，不忘本源的礼法不可废弃。”侍郎程徐也上奏说：“古今祭祀典礼，只有社稷神、三皇与孔子天下都祭祀。
天下人民没有社稷、三皇就不能生存，没有孔子的道义就不能立身。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然而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记载于经中，作为酉王的典范，表率万世，使世代越衰落而人极力不坠落，是孔子的力量。
孔子用道来设立教，天下祭祀，并非祭祀他本人，而是祭祀他的德教，祭祀他的道。
现在让天下人来读他的书，用他的教，实行他的道义，而不能举行祭典，不是维持人心扶助世教的方法。”都不听从。
很久之后，纔用他的话。
皇帝曾经阅读《孟子》，看到“草芥”“寇仇”的话，说这不是臣子所应当说的，议论罢除祭孔子时孟子配受祭享，下诏有进谏的以大不敬论处。
钱唐直接上疏劝谏说：“臣为孟轲而死，死了还有光荣。”当时朝廷大臣没有不为钱唐担心的。
皇帝明察他的诚恳，不治他的罪。
孟子配祭又很快恢复。
可是终究命令儒臣修《孟子节文》。
钱唐为人刚强正直。
曾下诏让他讲《虞书》，钟廑在台阶上站着讲。
有人检举钱唐是草野之民不知君臣之礼，钱唐正色地说：“把古代圣帝的大道陈说给陛下，不跪不算倨傲。”又曾经劝谏宫中不适合张贴武后图像。
触犯旨意，在午门外待罪终日。
皇帝怒气消解，赐给他食物，立即命令撤下武后图像。
不久，贬谪寿州，去世。
程徐，字仲能，鄞人。
元代名儒程端学的儿子。
至正年问，以通《春秋》出名。
多次升官至兵部尚书，退休。
明朝军队攻入元都，妻子金氏抱着两岁的儿子与女儿程琼投井而死。
洪武二年，偕同危素等人从北平到京城。
授官刑部侍郎，升任尚书，去世。
程徐机警勤劳通达敏悟，工于诗文，有诗文集传于世间。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
元代至正年间，行御史台征召他作辅佐官吏，他不赴任。
洪武初年，因推荐授官山阴教谕，转任楚府录事。
不久提拔为监察御史，弹劾官员不回避权贵。
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正受皇帝宠幸，曾经侍从皇帝坐，悠闲地交谈。
韩宜可径直上前，从怀中掏出弹劾文，弹劾三人阴恶似忠心，奸佞似芷直，依恃功劳和宠幸，内心却反复无常，提升到台端，擅自作威作福，请求斩了他们的头来谢罪于天下。
皇帝发怒说：“快嘴的御史，竟敢排挤陷害大臣！”命令关入锦衣卫监狱，不久释放了他。
九年，出外任陕西按察司愈事。
当时官吏有罪的人，笞刑以上的全贬谪屯守凤阳，达到万余人。
韩宜可上疏争执说：“刑法是用来禁止奸邪淫恶，统一人民的轨范，应论情节的轻重，事情的公私、罪罚的大小。
现在全让贬谪屯守，这是小人的幸运，君子则危险了，请求分别论处来协合众心。”皇帝同意了。
不久，进京师朝见皇帝。
恰逢把没入官府的男女赏赐给各部门，韩宜可独自不接受。
而且极力论说：“处罚罪恶不连及妻子儿女，这是古代制度。
有事随意株连，这是滥用刑法。
何况男女，是人中的大伦常，婚姻遇了时候，尚要伤及和气。
满门连坐，岂是圣朝所应做的。”皇帝赞成他的言论。
后来因事坐罪将判刑，皇帝到谨身殿亲自审讯，获得免罪。
又上疏陈述了二十余件事，都回复同意。
不久，罢职归乡。
后来，又征召他到京城，命令撰写祭祀钟山、大江的文章，谕告日本、征伐乌蛮的诏书，都符合旨意，特别授为山西右布政使。
不久，因事安置云南。
惠帝即位，因为检讨官陈性善的推荐，起用为云南参政，入京拜授左副都御史，死于任上。
这一夜大星陨落，拴在马槽上的骏马都惊恐地嘶呜，人们都说是韩宜可去世的应验。
皇帝建御史台，诸御史中以敢于直言著称的，除韩宜可外，就数周观政。
周观政也是山阴人。
因人推荐授官九江教授，提升为监察御史。
曾经监察奉天门。
有位宦官领女乐入宫，周观政制止他。
中使说：“皇帝有命令。”周观政执意不听。
宦官不高兴地进去了，不久出来报告说：“御史还是算了吧，女乐已停止不用。”周观政又拒绝说：“必须当面奉诏。”不久皇帝亲自出宫，对他说：“宫中音乐废缺，想使宫女学习罢了。
朕已经悔过，御吏说的对。”左右没有不惊异的。
周观政多次升官至垄西按察使。
在周观政之前，有欧阳韶，字子韶，永新人。
被推荐授官监察御史。
有诏书，每日命两御史轮流值班。
欧阳韶曾伺候听命，皇帝乘着发怒要杀人。
其它御史都不敢说，欧阳韶快步上前跪在殿廷下，仓促间不能说话，急忙拱手放在额头上，高声说：“陛下不可以。”皇帝看到欧阳韶朴实真诚，便听从了。
不久，退休，在家中去世。
萧岐，字尚仁，泰和人。
五岁成孤儿，侍奉祖父母以孝敬闻名，有关部门多次推举而不赴任。
洪武十七年，下诏征召贤良，强行起用他。
他上十便书，大意说帝王刑罚过当，揭发控告风炽烈，请求禁止实封以杜绝诬陷欺罔，依照法律条文审案以使诏令信实，共一万多字。
被召见，授官潭王府长史。
坚决推辞，触犯旨意，贬谪为云南楚雄训导。
萧岐当天起程，朝廷派骑兵追回来。
一年多后，改任陕西平凉，又一年后退休。
后来又召他与钱宰等考定书传，赐给钱钞，供给驿马回乡。
曾编辑《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法律规定来解释，合编成一集。
曾说：“天下之理本来出于一个，出于道必入于刑。
我合编两本书，使观看的人有所省悟。”学者称他正固先生。
在这时，太祖治国崇尚严峻，朝廷内外恐惧，奉行法律补救过错还来不及，而萧岐所上书遇于急切正直，皇帝不认为触怒。
他以后因上言被破格提拔的人，有门克新。
门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
二十六年，任期满后来京朝见。
皇帝召见他问经史及政治得失。
门克新直言相告毫无隐瞒，授官赞善。
当时绍兴王俊华因善于文辞，也授予同样官职。
皇上谕告吏部说：“左有门克新，右有王俊华，这是重视直言。”当初，教官给由至京城，皇帝询问人民疾苦。
岢岚昊从权、山阴张桓都说“臣之职责在于教育读书人，人民的事情没有参与”。
皇帝发怒说：“宋代胡瑗担任苏、湖教授，兼教经义政事。
漠代贾谊、董仲舒都起于田问阎里，而论列时势。
唐代马周不能亲自见太宗，尚且教武臣议论政事。
现在已经召集到朝堂，朕亲自询问，都没有什么对答，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本来就如此吗？”命令放逐到边塞，而且发榜告谕天下学校，使之引为鉴戒。
到这时门克新因诚实正直被重用。
不过几年，提拔为礼部尚书。
不久因疾病引退，命太医给予药物，不停止他的俸禄。
他去世以后，命令有关部门护送回乡安葬。
冯坚，不知何地人，任南丰典史。
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议论九件事。
一是养圣躬。
请求清心省事，不参与小事，以此为人民社稷的福禄。
二是择老成。
诸王年轻气壮，左右辅导，希望选择老成大臣出任王官，使之得到正直言论与严肃容色以图匡正补救。
三是攘要荒。
请求务农讲武，在边境屯田，以防不测。
四是励有司。
请求得到廉洁正直有操守的人才，任以一个方面的官职，区别属吏，具实上报而决定升降，使人勇于自我约束。
五是褒祀典。
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收集历代忠烈众臣，追加封号谧号，使世俗之人有所振兴勤勉。
六是省宦寺。
宦官与帝早晚亲近，他们的言论容易听从，养成祸患而自己不知觉。
请求裁减多余人员，可以杜绝他日衰败的弊端。
七是易边将。
给予兵权，久在边境，多导致恣肆放纵。
请求经常调任，不使长久一地任官。
不仅保全勋臣，实际上可以防止将领骄傲士兵懒惰、朝廷权力轻，外地官吏权力重的情况滋长。
八是访吏治。
廉洁干练的人才，有的被上司忌恨，同僚官吏嫉妒，皇上不加明察，不是激发鼓励之道。
请求广布尔目，访问考察廉洁或贪婪，以明确升降官员。
九是增关防。
各部门用帖子委托小吏，使监督管辖范围的事，动辄拷打，祸害到人民。
请求增设验对的符契交付各部门，让他们填写差遣，事完后交付上报，希望各部门不轻易派遣以免使人民受伤害，而各种事务不至于长久荒废。
书奏上，皇帝嘉奖他，称赞他明了时势，通达事变。
又对侍从之臣说：“冯坚所言只有调换边防大将不恰当。
边防将领频繁更换，那么兵力勇敢胆怯，敌情出没，山川形势，无从全面得知。
倘若得到赵充国、班超，又何必频繁改换呢！”又命吏部提升冯坚任左愈都御史，在院内很能坚持大局。
第二年，死于任上。
茹太素，是泽州入。
洪武三年乡试中举，上书符合旨意，授官监察御史。
六年，提升任四川按察使，以公平著称。
七年五月，召任刑部侍郎，上书说：“自中书省内外各部门，听从御史、按察使检举，而御史台没有考核评定，应该命令守院御史一并审察考核。
磨勘司官吏数量少，难以检查考核天下钱粮，请求增加若干人员，各自分科。
在外省卫，凡是集合议论军民事情，各不相合，致使拖延，请求用按察司一员纠正此事。”皇帝都听从了。
第二年，因受牵累获罪降为刑部主事，陈说时势达上万言。
太祖命令中书郎王敏诵读而听之。
书中说有才能的人，数年来幸存的一百人中无一二人，现在所任之官大都是迂腐儒士庸俗官吏。
言辞多触犯。
皇帝发怒，召见茹太素当面诘问，在朝廷上杖责。
次日晚上，又在宫中命人诵读，得到可行的四件事，感慨道：“做君主难，做臣也不易。
朕所以求直言，就是想切合事实。
文词太多，便是淆乱听闻。
茹太素所陈说的，五百多字就够了。”就命令中书制定奏对格式，使陈述得失的人不要繁杂文词。
摘出茹太素疏中可行的下发给有关部门，皇帝亲自在开头写序，颁布告示朝廷内外。
十年，茹太素与同僚曾秉正先后都出任参政，而茹太素前往浙江。
不久以侍奉亲人诏赐返回乡里。
十六年，召任刑部试郎中。
任官一月，升都察院愈都御史，又降为翰林院检讨。
十八年九月，提拔为户部尚书。
茹太素刚强正直不屈服，多次濒临判罪，皇帝常常宽恕他。
一日，在便殿宴会，皇帝赐给他酒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叩头，立即续韵对答：“丹诚图报国，木避圣心焦。”皇帝很悲戚。
不久，贬谪为御史，又因排挤陷害詹徽罪，与同僚十二人都被铐住脚办事。
最后终被依法处死。
曾秉正，南昌人。
洪武初年，因人推荐授官海州学正。
洪武九年，因为天变，下诏群臣上言论政事。
曾秉正上疏敷千言，大略是说：“古代圣君不以上天没有灾害怪异之事而喜悦，只是以畏惧上天责备为思虑。
陛下神圣，文武兼备，统一天下，上天的给与，可以说是很多了。
战争二十多年，纔得以休养生息。
而上天盼望太平之心，也很长久了，人民思念太平也很急切。
创业与守业的政治措施，大抵不同。
开创事业之初，就实行富国强兵的方法，任用办事立功的人。
国家建立之后，形势已经牢固，那么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产、人力所创造的，都是国家仓库的积蓄，哺乳的儿童、白发下垂的老人，都是国家休养生息的人民。
不怕不富庶，只是永远保住建成的事业就难了。
在这时，应当完全革除以前所作所为，什么足以顺应天意，什么足以安慰人民期望，天人感应的规律，效验也很快。”又说上天既然有了警告，那么天变不是凭空产生的。
极力论说《大易》、《春秋》的主旨。
皇帝嘉奖他，召任为思文监丞。
不久，改任刑部主事。
十年，提升为陕西参政。
恰逢刚设通政司，立即任命曾秉正任通政司使。
在位时数次言事，皇帝很宽容他。
不久竟因触犯旨意罢官。
家贫不能归乡，卖了四岁的女儿。
皇帝听说了大怒，处以腐刑，不知他最后的结局。
李仕鲁，字宗孔，濮人。
少年聪明敏捷喜好学习，足不出户三年。
听说鄱阳朱公迁得到宋代朱熹的真传，前往跟从学习，全部学到了他的学问。
太祖原来就知道李仕鲁的名字，洪武年问，下诏求能掌握朱氏学说的人，有关部门推举李仕鲁。
入宫拜见，太祖喜悦地说：“我寻求你已很长久了，为什么相见这么晚？”任命为黄州同知，说：“朕姑且拿民事来考考你，行，就任用你。”遇了一年，政绩德行传闻于朝廷。
十四年，任命为大理寺卿。
皇帝自从登土帝位以后，很爱好释氏教义，下诏征召东南戒德僧人，数次于蒋山建法会，应答皇帝当廷提出问题符合旨意的人就赐给金栏袈裟衣，召入宫中，赐坐和他谈论。
昊印、华克勤等人，都提拔任大官，常常看成亲信。
所以这批人很蛮横，谗毁大臣。
满朝上下没人敢说，只有李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执。
陈汶辉上疏说：“古代帝王以来，没有听说过官员与僧徒共同任官，成为同事，可以互相帮助的。
当今有功勋的旧臣德高的老儒都想推辞俸禄离职，而僧徒奸佞小人更是以谗言离间。
如刘基、徐达的被猜疑，李善长、周德兴的被诽谤，比之壶煎、韩信，他们的不被信任相差多少呢？希望陛下对于得力亲信，全取德行及文章都很好的俊才，那么太平可以立刻到来。”皇帝不听从。
众僧依恃宠爱，就请求给释氏仓g立官职。
于是以原先所设置的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都提高他们的品级俸禄。
道教也这样。
估计僧尼道士超过数万。
李仕鲁上疏说：“陛下刚刚创业，凡是旨意所指方向，即是告示子孙万代的法则，为什么舍弃圣明学说而崇尚异端呢？”上了数十奏章，皇帝也不听。
李仕鲁性格刚正耿直，靠儒术起家，正想推广阐说朱氏学说，以排除佛学为自己的任务。
等到上言不被采用，急切地到皇帝面前请求说：“陛下沉溺于此教，难怪臣的话听不进去。
归还陛下笏板，乞求退休，回归田里。”于是将笏板放置地上。
皇帝大怒，命令武士捕捉揪打，立即死于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
因人推荐授官礼科给事中，积功升至大理寺少卿，数次上言论得失，都急切正直。
最后触犯旨意，畏惧罪罚，投金水桥而死。
李仕鲁与陈汶辉死了敷年，皇帝逐渐知晓诸僧所作所焉多不合法，下诏清理释道二教。
墓伯巨，字居升，宁海人。
精通经术。
以国子生身份授官平迁训导。
洪武九年发生星变，下诏求直言。
叶伯巨上书大略说：臣看当今政事，做得太过分者有三：分封太宽泛，用刑太繁多，追求太平太急速。
先王的制度，大城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上下差别等次，各有固定名分，这是用来使中央势力强于地方，遏动乱的源头而崇尚治理的根本办法。
现在分裂土地封赏，使诸王各有自己的封地，大约是借鉴宋、元孤立，宗室不强盛的弊端。
而秦、晋、燕、齐、梁、楚、昊、蜀诸国，无不连接敷十县邑，城墙宫室均与天子都城相当，优厚待以强盛的甲兵卫士。
臣恐怕数代以后，地方势力强于中央，不听指挥，然后削其地而夺其权，必定会产生怨恨，更严重的乘机起兵，再防治便来不及了。
议论的人说，诸王都是天子骨肉，分封的土地虽然广大，立法虽然放松，怎有抗衡的道理？臣私自认为不是这样。
为何不看看汉、晋的事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孙子，七国诸王，都是景帝的同祖父兄弟子孙，一旦削了他们的封地，就立即兴兵向西进攻。
晋代的诸王，都是武帝的亲子孙，换代之后，互相攻打讨伐，于是酿成刘聪、石勒祸患。
由此说来，分封超过制度，祸患立刻产生，援古证今，很明显了。
造就是臣认为太过的原因。
以前贾谊劝说汉文帝，全部分裂诸国的土地，空置着以待诸王的子孙。
假如文帝早听从贾谊的话，那么必然无七国之乱。
希望赶在诸王没有去封国之前，节制都邑规模，减少他们的卫兵，限制他们的疆域，也以待封给诸王的子孙。
这种制度一制定，然后诸王中有贤能才智的人入宫任辅相。
其余的人世代作为屏障，与国家共命运。
放弃一时的恩德，制定万世有利的大计，消除天变而安定社稷，没有比此更应先做的了。
臣又观历代开国君王，没有不以广施恩德获取民心，以滥用刑罚失去民心的。
国家命运的长短，全源于此。
古人判处死刑，天子撤除音乐减少膳食，确实因为上天生了人民，为他们设立管理者，本来想他们一起生有，而不是想他们走向死亡。
不幸的是有不听从管教的人进入其中，就不得已采取刑罚。
议论的人说，宋、元中期，一味采取姑息的态度，赏罚无章法，以至于灭亡。
主上痛心地惩戒于他们的弊端，所以制定不宽恕的刑罚，权用神奇变化的法律，使人知道惧怕而不知他的根本。
臣又以为不应这样。
开国君主垂范百代，一动一静，必定使子孙有所坚持守护。
何况刑罚，掌握着人民的命运，能够不谨慎吗？笞、杖、徒、流、死，是现在的五种刑罚。
使用此五种刑罚，既然没有宽宥，如全出于大公无私非常公正，是可以的。
而用刑之时，多由天子的心意裁决，于是使审理案件的官吏专门迎合天子意旨，严峻苛刻的官吏功劳多，平反冤案的人获罪，想求审理案件的公平，岂能够轻易得到！近来特别下旨，将犯死罪的免死全部充军，又删除制定旧律中的各绦法律，减刑宽宥有差别。
然而未曾听说有敕令告诫审理案件的务必依从平和宽恕的条令，所以法律部门仍遵循旧例。
虽然听说宽宥的名声，却没有见到宽宥的实际。
所谓实，确实在主上，而不在臣下。
所以必定有定罪时疑虑判轻之意，而以好生之德和谐民心，这不是很短时间可以做到的。
怎么能表明这样呢？古代的读书人，以走上仕途焉光荣，以被罢职为耻辱。
现在的读书人，以混迹其中默默无闻为福禄，以受玷辱不录用作官为幸，以屯田作工役为必定获得的罪罚，以鞭笞杖擎为平常的侮辱。
开始时，朝廷选取天下读书人，搜罗人才，务求没有遗漏，有关部门催逼上路，如同逮捕重囚犯。
等到来到京城，却多以貌选官，所学的或者不是他所用的，所用的或者不是他所学的。
等到担任官职，一有失误，倘若免除诛杀，则必被判处屯田作工役。
大多以此为常，不稍有爱惜，遭难道是陛下乐意做的吗？本心是想要人恐惧而不敢违狍。
我私下看到数年以来，诛杀的人可以说是不少了，而违犯的人接踵而来。
确实是由于激励劝勉不明，善恶无区别，议论贤能的法规既已废弃，人不自我勉励，而行善的人松懈了。
在此有这样的人，廉洁如同伯夷、叔齐，才智如同张良、陈平，稍犯法律，皇上将录用他的长处、舍弃短处而任用他呢，还是舍其长处，而以苛刻之法处置他的短处呢？假如采取他的长处而舍弃他的短处，那么中等之才自己要奋发廉洁聪明。
倘若苛求他的短处而舍弃他的长处，那么行善的人都说某人如此廉洁，某人如此聪明，朝廷不稍稍宽恕他，我们又容身于何处呢！致使人朝不保夕，舍弃廉耻，或从事搜刮，以准备屯田、作工程时的物资，大多都如此。
像这样不是由于用刑的繁重造成的吗？汉代曾迁徙大族到皇陵，没有听说用罪人来充实其地。
现在凤阳这一皇陵所在地，是帝王兴起的地方，而大多让罪人居住，怨恨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恐怕不是作为敬奉宗庙的方式吧。
况且强敌在前，就鼓励精锐之兵，攻打必然攻克，擒拿必然抓获，这是可以的。
现在贼寇逃窜到山谷，用计谋逮捕他，或者可以得到。
如只是兴重兵，对方惊恐逃散，进入没有人迹的地方。
搜捕几年，既然没有办法，却又归罪于新近归附户籍的小民，而迁徙他们。
骚动数千里的地方，家庭不能安居，鸡犬不能安宁。
何况新近归附之人，以前流浪他地，朝廷允许他们复业。
现在已附入本地户籍，又要再次迁徙，这是法令不能取信于人民。
户口盛多而田野开拓，赋税增多。
现在要求守令每年增加户口，正是为此。
近来已经交纳税粮的家庭，虽然按旨意分别释放回家，而他们的心仍然不安。
已经起户口的家庭，虽然蒙受怜悯体恤，而仍然被留在开封等候，谣言四起，不知出于何处。
何况太原诸郡，作为外界边境，民心如此，实在不是安定边境的计策。
臣希望从现在起朝廷应保存大体，赦免小遇错，明白地诏令天下，修订推行“八议”之洼，严禁酷烈苛刻的官吏。
审案公平的人破格提拔他，残酷搜刮的人罢免他的官职。
凤阳屯田的制度，现在居住屯所的人，任其耕种，征收钱粮。
已起户口的、被留开封的，全都放回复业。
如此则足以兴隆好生之德，树立国运长久之福，而百姓自安，天变自然消失。
以前周代从文、武到成、康，而教化大大施行，汉代自高帝到文、景，纔称得上富庶。
大约天下的治乱，世事的变迁，人心的趋向，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
现在国家纪元，至今九年，兵事停止人民休息，天下大定，纲纪大正，法律谨饬而清明，可以说得到了治理。
而陛下对民俗浮薄，人不知害怕，法令出而奸诈产生感到急切。
所以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被提升今日被杀戮者有之。
以至于法令下发可不久又改动，已经赦免而又收回赦令，天下臣民无所适从。
臣愚笨地认为天下趋于太平，好像坚冰融化。
冰的融化，不是太阳突然间能办到的，阳气发生，土地脉气微动，然后能够融化。
圣人治理天下，也是如此。
以刑罚威震人民，以礼义引导人民，以仁浸染感化人民，以道义砥砺人民，以后教化兴盛。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必定经过一代而后仁。”这不是空话。
追求太平之道，没有什么能先于端正风俗。
端正风俗之道，没有什么能先于使郡守县令明白自己的职责。
使郡守县令明白自己的职责，没有什么能先于使御史知道应重视的事。
使御史知道所重视的事，没有什么能先于使朝廷知道所要崇尚的事。
古代郡守县令，以正直作为下级的表率，以善行引导人民，使教化成功风俗美好。
征收赋税、期会、狱讼、簿书，本是他的小事情。
现在的郡守县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怠事，以至于农桑学校，这些王政的根本，却视为徒具形式的空文而搁置，将如何来教养人民呢？就农桑而言，春天州县下发一道白帖，里甲只是回报申送文状而已，郡守县令不曾亲自视察种植次第、旱捞戒备的方法。
就学校而言，发给诸生膳食津贴，是国家作为选用人才的地方。
现在四方师生，缺少人员很多，纵使人员具备，郡守县令也很少有人以守礼谦让之实，培养其成器。
朝廷急切于社学，屡次进行调查师生姓名及其所学习课程的工作。
可是现在的社镇城郭，或者只是设置门牌，逮村偏僻地方又只存其名，郡守县令不过完备公文案卷，准备检查罢了。
上面官员分部巡视，也只是按照常规，依照纸上的材料清查，不曾巡行实地查看。
兴废的实际，上下都看作空文。
小民不知孝悌忠信是什么东西，而礼义廉耻完全没有了。
掌风纪的部门，是用来代表朝廷宣扬开导德教、访察善恶的。
处理诉讼、审理案件，本来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而已。
现在专门以处理诉讼案件为首要任务。
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捆枝末节而无暇推举，所谓的宣扬开导风化哪儿去了呢？最初只知道免去一个赃官、判决一件狱讼作为行政事务，而不知鼓励人民形成好的风俗，使人民心中向善远离犯罪，纔是治理社会的大事。
这是郡守县令御史不明白轻重的过失。
《王制》评论乡里德才出众的人提升到司徒叫选士，司徒评论其德才出众的人升于太学叫俊士，大乐正又评论学业有成的人中出众的人升入司马叫进士，司马鉴定有作官才能的人，考核评定然后授官，任官然后授爵。
考察人才如此详细，所以成周得到很多人才。
现在使天下诸生在礼部考试，升入太学，经过各种职务的练习，任之以政事，可以洗刷历代选举人才的陋习，效法古代的成周。
然而升入太学的人，有的没有几个月，立即选入为官，有时或者委任以民社。
臣恐怕这些人不熟悉时势，不熟悉朝廷礼法，木能够宣扬开导道德教化，上连国家政令，下困平民百姓。
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能说不多，所任官吏的名声、地位不能说不重，从现在算来，存在的有几个呢？臣恐怕以后看现在，也如像现在看过去，往年推举的人，、难道不值得深深痛惜吗！所有逭些都是臣认为追求国家治理太急速的过失。
往昔宋朝据有天下大约三百多年。
开始以礼义教育人民，当其兴盛之时，民间里巷都有忠诚淳厚之风，以至于耻于说别人的过失。
等到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羞趁被污辱，这些都是教化的效果。
元代据有国家，根本不立，违犯礼义名分，败坏廉耻防范。
没有几十年，抛弃城池投降敌人的不可胜敷。
即使是老儒重臣也甘心受污辱，这是礼义廉耻不振的弊端。
遗留风俗至今未革除，太奇怪了。
臣认为不如崇尚仁义廉耻，郡守县令则要求以农桑学校为紧急政务，御史则要求先教化、审定法律，以公正判案缓用刑罚为紧急政事。
像这样做了那么恩德将施及子孙后代，追求太平的措施也许能得到。
郡邑诸生升入太学的，必须命令在太学完成学业，或者三年，或者五年，精通一经，兼学一艺，然后入选，或在宫禁值班，或办理政事，以观察公卿大夫的才能，过后纔让他承担政事，那么他的才学识鉴都很丰富，差不多不会败坏事情。
而且使他们知道俸禄地位都是上天赐的俸禄地位，而可以堵塞非分企图。
治理的大道既已得到，陛下清简为政，太平祥和，等待岁月，那么阴阳调和而风雨按时，各种福禄吉祥没有不全到来的，那么天变还不消失吗？书上呈，皇帝大怒说：“小子离间我的亲人，立刻逮来，我亲手射死他。”逮来之后，丞相乘皇帝高兴而奏报，叶伯巨被关入刑部监狱，死于狱中。
在逭之前，叶伯巨将要上书，告诉朋友说：“现在天下祇有三件事可值得忧患，其中二件事容易看见而爱患来得迟，而另一事难于看见而忧患来得快速。
纵使无明诏，我也将说，何况寻求正直言论呢？”他的意思大约是说分封。
然而这时候诸王只是建藩号，未曾分封土地，不全部如同叶伯巨所说。
到洪武末年，燕王屡次奉命出边塞，势力纔强大起来。
后来因为削藩夺爵而起兵，从而占有天下，于是人们纔认为叶伯巨有先见之明。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
兄郑士元，刚强正直有才学，由进士历任湖广按察使愈事。
剂、襄士卒乘乱掠夺妇女，官吏不敢过问，郑士丞立即告诉将领归还所掠夺的妇女。
安陆有冤案，御史台已经审定案件上报，郑士元上奏他的冤情，得以昭雪。
恰逢考校钱谷书册，空印的事被发觉，凡是主印的人判处死刑，辅佐官员以下捶打一百，流放远方。
郑士元也因此坐罪关入监狱。
当时皇帝正盛怒，以为是欺骗，丞相御史没有人敢劝谏。
郑士利叹息道：“皇上不知道，将空印看成大罪。
如果有人上奏，皇上圣明，哪里有不觉悟的。”恰逢星变求直言。
郑士利说：“可以了。”随后读诏书，有假公言私者治罪。
郑士利说：“我想说的，是天子杀无罪的人。
我的兄长并非主印的人，本来应该放出。
等待我兄长杖罚放出后纔上言，即使死也无遗憾。”郑士元出狱，郑士利于是上书敷千言，说了几件事，而对于空印的事特别详细。
说：“陛下想严厉治罪空印的人，恐怕奸吏挟带空印纸以作文书来虐待人民而已。
文书必须用完全之印纔可以用。
现在考校书籍，是合并两缝印，而非一印一纸诃比。
纵然得到，也不能用，何况没有得到呢？钱谷的数目，府里必然对合省，省必然对合部，数难凭空决定，到了部裹纔定下来。
省、府距离部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册子完成以后用印，往返非一年不可。
所以有先印而后书写，这是权宜的事情，由来已很长久了，哪里值得深深怪罪呢？而且国家立法，必须先明白地告示天下，以后纔罪罚犯法的人，因为他是故意犯法。
自立国至今，不曾有空印的法律。
有关部尸弓相承，不知有此种罪。
现在一旦诛杀，怎么能使被杀的人无话可说。
朝廷寻求贤士，设置众官，得到贤士很难。
官位至郡守，都是敷十年纔完成。
通情达理清廉明察的人才，并非如小草一样，可以割去而能重新生长。
陛下为什么以够不上罪的罪，而毁坏了足以任用的人才呢？臣私下为陛下可惜。
’奏书写成后，在旅舍闭门哭泣数天。
兄长的儿子问他：“叔叔有何愁苦？”郑士利说：“我有奏书想上呈，触怒天子必引来祸患。
可是杀了我而救活数百人，我有何遣憾呢？”于是入京上奏。
皇帝看了害，大怒，交丞相御史会审，追究指使者。
郑士利笑道：“看看我的上书能否采用而已。
我的职责是为国家议论政事，自料必死，谁为我谋划？”罪案已定，他与郑士元都被罚到江浦服劳役，而空印者最终大多没能免罪。
方征，字可久，莆田人。
因乡试中举授官给事中。
曾侍从游后花园，与太祖联对诗句。
太祖知道他有母亲健在，赐给白银，用驿站之马急驰归家省亲。
回来改任监察御史，出外任怀庆知府u方征志气节操很远大，遇事敢于直言。
在郡任职时，因星变朝廷求直言，他上疏说：“御史官以斥恶奖善为职责。
现在听不到他们表彰廉洁选拔才能，而专门从事罗织他人之罪，多索取赃物惩罚，这是大祸患。
朝廷赏罚分明真实，纔能够劝善惩恶。
去年各行省官吏因用空印遭受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都有空印，反而升迁布政使。
何以表明奖惩？”皇帝问罗织罪名及多索取赃物惩罚的人是谁。
方征指河南愈事彭京来对质。
贬为沁阳驿丞。
十三年，因事被逮捕至京城，去世。
周敬心，山东人，太学生。
洪武二十五年，下诏寻求通晓历数的人，周敬心上疏极力劝谏，而且涉及时政的敷件事。
大略说：巨听说国家命运的长短，在于德政厚薄，而不在历数。
三代久远了，三代以下，最长久的莫过于汉、唐、宋，最短的莫遇于秦、隋、五代，长久的是因为有道，短的是因为无道。
陛下承当天命，垂爱并赋予重任，挽救乱世诛杀暴虐，然而神武果断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
陛下如果仿效两汉的宽大，唐、宋的忠厚，研究三代因有道而长久的原因，那么帝王的国运可传万世，何必问于行小道的人呢？臣又听说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是因耻于得不到传国玉玺而已。
以前楚平王时，雕琢卞和玉，到秦纔称为玺，历代更替至后唐而终。
国家治乱兴废，都不在此。
石敬瑭叛乱，潞王携带玉玺自焚，则秦时之玺本来已经毁坏了。
石敬瑭入洛，更换为玉制，晋亡落入辽，辽亡遗失在桑干河。
元世祖时，札刺尔打鱼而得到。
现在元人所藏的，只是石氏玺罢了。
以前三代不知有玺，把仁看作玺，所以说“圣人大宝称位，怎么守位称仁”。
陛下为何忽视天下大玺，而求取汉、唐、宋代的小玺呢？现在劳役遇于繁多，赋税收敛过重，教化广而人民不高兴，法度严厉而人民不听从。
以前汲黯对武帝说：“陛下内心多欲望而外施仁义，如何能够仿效唐、虞的治世呢？”现在国家则愿富，兵力则愿强大，城池则愿高而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阔，人民则愿众多。
于是多召军卒，广收财物，出征攻伐不停止，营造没有尽头，怎么可以治理好呢？臣又见洪武四年录用天下官吏，十三年，胡党连坐，十九年，逮捕长年危害人民的官吏，二十三年，判乱说之人的罪刑。
大肆屠杀官民，不分好坏。
这些人中问难道没有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吗？由此可见陛下轻视德行而重用刑罚。
连年水旱灾害，难道没有缘故吗！言辞激烈直切。
皇帝批答知道了。
玉朴，同州人。
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
本名权．皇帝为他改此名。
授官吏科给事中，因直言上谏触犯旨意罢官。
不久起用为御史，陈说时事干余言。
性格鳗直，数次与皇帝论辩是非，不肯屈服。
一日，遇到事情强行争执。
皇帝发怒，命令杀了他。
到了刑场，又召回，告谕他说：“你改了吗？”王朴对答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提升为御史官，为何如此摧残侮辱？如果臣无罪，为何要杀呢？如有罪，又何必使我活命呢？臣今日只想速死。”皇帝大怒，立即命令行刑。
经过史馆，大喊道：“学士刘三吾记住：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最终被杀死。
皇帝撰写《大诰》，说王朴诽谤，仍然列入他的名字。
有一个叫张衡的人，万安人，与王朴是同年进士。
授官礼科给事中。
疏奏急切正直。
提拔为礼部侍郎。
因清正谨慎被褒扬，载于《大诰》。
后来也因言事坐罪而死。
赞曰：太祖英明威武果断，廷臣当面答问题，往往言辞有过火之处。
而钱唐、韩宜可、李仕鲁等人，心怀朴实真诚，在朝廷上极力直言劝告，可以说是有古代遣风的直臣。
叶伯巨、周敬心以儒者诸生舟份谈论天下大计，虽然违背了诚信而后劝谏之义，然而推原他们的本心，是因为忠心爱国，比较末代沽名钓誉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语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