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穿衣吃饭为根本，凡经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根本。要不失时，只有皇帝不苛烦百姓才能达到。如果战争不断，营建不停，而想不占用农事的时间怎么可能得到？”王理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大肆发动战争，在内则大修华丽的宫室，人力一旦用尽，灾难就发生。他难道不想安定人民吗？但已失掉用来安定人民的办法。隋朝灭亡的教训，应引以为戒，陛下亲身承受到隋朝的弊病，知道怎样去改变。然而事情开始作容易，坚持到底就困难。但愿陛下从始至终小心谨慎，才能达到最美好的境地。”太宗说：“你说得对。使人民和国家安宁，只在于国君。国君与民休息，人民就快乐；国君欲望多，人民就受苦。这就是我抑制感情、减少私欲，约束勉励自己的原因。”
贞观二年，京城天干，蝗虫大量滋生。太宗到禁苑中去视察庄稼，看见蝗虫，双手捧起几个蝗虫祝告说：“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你如果有灵性，只该吃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祝告完毕就要吞下蝗虫，左右的人急忙劝说：“吃下去怕要生病，不能吃。”太宗说：“我希望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避免什么病呢！”就把蝗虫吞了。从此蝗虫不再为害。
贞观五年，主管官署奏章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仪式，应在二月里举行为吉利，清补充补器，用来准备举行仪式。”太宗说：“现在春耕生产刚开始，恐怕妨碍农事活动，要改在十月里举行。”太子少保萧璃上奏说；“按照阴阳家推算，在二月举行最好。”太宗说：“阴阳禁忌，我不奉行，如果人的行止必须依照阴阳禁忌，不考虑道德和礼义，想求得匕天赐福，这能得到吗了如果所作所为都遵守正道，自然能常常遇到吉利。况且吉与凶全在于人，怎么靠阴阳禁忌呢？农时很重要，不可片刻丧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因为全国粮价一般每斗值五枚钱，特别贱的地方，一斗才值三枚钱，便对侍臣说：“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吃饭为生命，我是百姓的父母，如果粮食歉收．那么百姓就不是国家所有的了。既然粮食这样丰足，只想亲自厉行节约，必不随意奢侈浪费。我时常想赏赐天下的人．使他们都富贵。｝：令减少谣役租赋，不强占他们的时间，使家家户户的人，任他们去耕种，这就富足了；督促他们实行礼节谦让，使乡卜lgJ 里之间，年轻的尊敬年老的，妻子尊敬丈夫，这就富贵r 。只要能使天厂都这样，我不听音乐，不去游猎，快乐也就在这中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