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聩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殓，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平？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
注释：
蒙：犯，遭受。难：危难。
六经：指《书》、《易》、《礼》、《乐》、《诗》、《春秋》六部 儒家经籍。
纣：商代最后的君主，也称帝辛，旧史称他荒淫无道，残暴专横，激 起人民的怨恨后被周武王所灭。
明夷：《周易》卦名。明指太阳；夷，灭，指太阳落山。本将引文即 出自《周易·明夷》。这里的意思是说箕子能韬晦，在艰难之 中，保持正直的品德。
彝伦：即指伦理道德。
洪范：《书经》中的一篇。洪，大；范，法。旧说认为是箕子向周武 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近人疑为战国时的作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到朝鲜之后，教当地人民种田、养 蚕，讲习礼义，并为他们制定了八条禁令。
厥：同“其”，意为他或他的。躬：身体，自身。
殓：尽，绝。
稔：谷物成熟，这里指罪恶没有发展起来。
武庚：纣王之子。武王灭商后，仍封他为殷君。周成王时，他发动叛 乱，为周公旦所灭。
汲郡：即唐代卫州，在今河南新乡、汉县一带。
译文：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
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赏析：
箕子，名胥余，殷纣王的叔父，曾任太师之职，封于箕（今山西省太谷县东北）。他因劝谏纣王，被囚禁。周灭殷之后，武王将他释放。据传，他不愿仕周，逃亡到朝鲜，周武王就将朝鲜封给了他。《书经·洪范》中记载了他对答周武王的话，实际上是后人伪托的。碑，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的应用范围很广，有封禅和纪功的碑文，有寺观、桥梁等建筑物的碑文，还有墓碑。它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多用散文以记事，称为“碑”；后一部分用韵文以赞颂，称为“铭”或“颂”。《箕子碑》一文的“颂”，本处加以删略。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被贬滴到荒远的边郡为官，它的遭遇与古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是有类似之处的。因此，这篇碑文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的，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所以文章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