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这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译文】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瞷氏的儿子不孝，他的行为像什么样子？”子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推崇弘扬道德，推举好人好事来给民众作示范。至于那种错误的行为，是小人们所知道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进来拜见，鲁穆公问他有关庞瞷氏的儿子的情况，子服厉伯回答说：“他的错误有三条……”这些都是鲁穆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从此以后，鲁穆公重视子思而鄙视子服厉伯。
【说明】难，见《难一》。主要论述评议的还是法治问题。本节所说的就是“遏恶扬善”。子思不愿意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所以借口说不知道。子服厉伯乐于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所以津津有味地说了。那么，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鲁穆公之重视子思而鄙视子服厉伯对吗？
【原文】或曰：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1于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2、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
【注释】1.比周：《荀子•儒效》：“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荀子•臣道》：“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韩非子•有度》：“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这里用为结党营私之意。
2.取：古同“陬”(zōu邹)，古地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史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
【译文】有人说：鲁国的政权，三代都被季氏家族所把持，不也是应该的吗？明白的君主寻觅善行而给予奖赏，寻觅奸行而处以惩罚，奖赏与惩罚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把好人好事报告给君主的，是因为他喜爱好人好事的心情与君主是同样的；把坏人坏事报告给君主的，是因为他憎恨坏人坏事的心情与君主是同样的；这两种人都是应该奖赏和表扬的。不把坏人坏事报告给君主，是与君主不同心而在下面和坏人紧密勾结的人，这种人应该是谴责和处罚的。如今子思不把庞瞷氏的儿子的错误报告给鲁穆公而鲁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瞷氏的儿子的错误报告给鲁穆公而鲁穆公却鄙视他。人的情形都是喜爱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所以季氏犯上作乱的事情已经成功也没有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国君主之所以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使君主丧失权势的风俗，是陬邑、曲阜一带的人用来自我赞美的东西，而鲁穆公偏偏要尊崇它，不也是是非颠倒了吗？
【说明】韩非认为厉伯把庞瞷氏的儿子的错误报告给鲁穆公而鲁穆公却鄙视他，是不对的，是君主统治的昏庸表现，因此鲁国君主的政权才被季氏家族所把持。因为没有人向统治者汇报下面臣民的奸邪恶行，所以统治者就会不了解下面的情况。然而，读了孔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第十六》）。”才又恍然大悟，我们一般人，总喜欢在人背后说人坏话，虽然有时候不是恶意的，但总是在批评别人，瞧不起别人。所以要做到“乐道人之善”，总是在背后说人好话，是比较难的。而乐于节制于社会行为规范，乐于多交贤良的朋友，也很难，什么都要守规矩、守秩序，稍微放纵一下就有贤良的朋友来劝阻，多累？！而骄纵放肆、纵情游荡、纵情于花天酒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则就很容易了，因为那是很惬意的。殊不知，人的变坏，也就从这个所谓的“惬意”开始，放松了自己，放松了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怎么能不变坏呢？又：“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第十七》）。’”君子耻于说别人的坏话，这不是不敢说，而是不愿意说，某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或是错误的事情，当面批评他一下也就是了，何必要背后说人呢？把阴暗面都揭露出来，对社会发展就有益吗？与其揭露阴暗面，还不如象孔子一样，倡导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提倡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再说，倡导、表彰了好人好事，那么也就说明仍有许多人的所作所为不是好人好事，既然不是好人好事，改过也就是了，何必要去宣扬呢？
【原文】文公出亡，献公使寺1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2，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注释】1.寺：（sì四）春秋战国时代宫内供使的小臣，东汉后专指宦官。《诗•秦风•车邻》：“未见君子，寺人之令。”《诗•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2.祛：（qu区）《诗•唐风•羔裘》：“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左传•僖公五年》：“逾垣而走，披斩其祛。”《礼记•檀弓上》：“鹿裘衡长祛。”《列子•周穆王》：“王执化人之祛。”这里用为袖口之意。
【译文】晋文公外逃，晋献公派宫内侍卫披到蒲城去攻打他，披斩断了他的衣袖，文公奔逃到翟邑。晋惠公登上君位，又派披去惠窦攻打他，没有得逞。等到晋文公返回晋国，披来求见。晋文公说：“在蒲城的战役中，献公命令你一夜赶到，而你却马上赶到了；在惠窦患难中，惠公命令你三夜赶到，而你却一夜赶到了，为何这样快速啊！”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不能三心二意。除掉君主所厌恶的人，我只怕不能胜任。您是君主所憎恶的蒲城人、翟邑人，我对您又有什么呢？如今您登上君位，难道没有您所憎恶的蒲城人、翟邑人吗？况且齐桓公也曾把管仲射中自己带钩的深仇丢在一边而任命管仲当了相国。”晋文公于是接见了他。
【说明】齐桓公曾把管仲射中自己带钩的深仇丢在一边而任命管仲当了相国，从而使齐国得以称霸天下，那么宫内侍卫披的话可信吗？晋文公饶恕了披的做法可取吗？是不是仁爱就是“宽恕”？
【原文】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复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译文】有人说：齐国、晋国断绝了子孙后代，不也是应该的吗？齐桓公能够利用管仲的功劳而忘掉射中自己带钩的仇怨，晋文公能听从寺人披的话而不追究他斩断自己衣袖的罪行，这是齐桓公、晋文公能够宽容这两个人。后世的君主，明智不如齐桓公和晋文公；后世的臣子，贤能不如管仲和披。让不忠诚的臣子来侍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如果不察觉，那么就会有燕国公孙操、子罕、田常那样的贼臣；君主如果察觉了，那么奸臣就会用管仲、寺人披的例子来为自己解脱。君主如果不惩处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德行，这是用仇人为臣而自己的明智又不能洞察他们的阴谋，还较多地提供给他们活动的条件，自以为贤能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丧权断绝了后代，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寺人披的话，只是花言巧语说君主的命令不能三心二意，那么他是忠于君主的。君主死后而复生，臣子不会感到羞愧，这才叫做忠贞。如今晋惠公早上才死而晚上披就侍奉文公了，寺人披的没有二心算是什么呢？
【说明】韩非认为晋文公不应该宽恕寺人披，因为这给后人留下了很不好的例子。是仇人就应该惩处，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道理，对仇人宽恕，就是“人治”，而“人治”，是治理国家的最大弊病。韩非的这段评议有点偏激了，治国是需要“法治”，但寺人披当时是在执行命令，而且寺人披与晋文公并没有私人恩怨，再说寺人披也没有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所以寺人披没有死罪。晋文公之宽恕寺人披，有他一定的道理。至于后世君主学不学齐桓公、晋文公，那是后世人的事，自己明智而学，是他们贤能明智的表现，自己不明智而学，则是昏庸的表现了。
【原文】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译文】有个给齐桓公出谜语的人说：“一难，二难，三难，这是什么？”齐桓公不能回答，就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第一个灾难，就是接近优伶而远离读书人。第二个灾难，就是离开自己的国都而屡次去渤海游玩。第三个灾难，就是君主老了而很晚才置立太子。”齐桓公说：“说得好。”于是不选择吉日而就在宗庙里举行了设立太子的礼仪。
【说明】当一个统治者真的有这三种灾难吗？这三种灾难真的能导致统治者失去政权吗？管仲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原文】或曰：管仲之射1隐，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优俳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夫处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于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难，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隅2君，此则可谓三难也。
【注释】1.射：《易•井•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易•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易•旅•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诗•小雅•车舝》：“式燕且誉，好尔无射。”《诗•大雅•思齐》：“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论语•八佾》：“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射义》：“射之为言者，绎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礼记•中庸》：“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荀子•君道》：“君射，则臣决。”《韩非子•内储说上》：“李悝断讼以射，宋崇门以毁死。”《吕氏春秋•重言》：“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高诱注：“使王射不动不飞不鸣何意也。”《广雅•释言》：“射，绎也。”这里用为猜度之意。
2.隅：（yu于）《诗•邶风•静女》：“俟我于城隅。”《诗•小雅•绵蛮》：“绵蛮黄鸟，止于丘隅。”《诗•大雅•抑》：“抑抑威仪，维德之隅。”《老子•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礼记•曲礼》：“抠衣趋隅。”《荀子•荣辱》：“安知廉耻、隅积？”《韩非子•扬榷》：“规矩既设，三隅乃列。”《考工记•匠人》：“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乐府诗集•陌上桑》：“日出东南隅。”这里用为角落之意。
【译文】有人说：管仲的猜谜，没有猜中。读书人的使用不在于离得远近，而优伶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接近优伶侏儒而远离读书人来治国，并不是君主的灾难。君主处在有权势的地位上不能运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而糊涂地认为只要不离开国都，这是想凭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个国家。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个国家，是很少能胜任的。明智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并发现隐微的祸苗，又坚决地对它实行禁令，虽然到很远的海上去游玩，国内必然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远离国都到海上游玩也不会被劫持杀害，所以这也不是君主的灾难。楚成王把商臣立为太子，又想立公子职为太子，结果商臣作乱，就杀了楚成王。公子宰，是周国的太子，他弟弟公子根受到君主宠爱，就凭借东周的封地背叛公子宰，将周国分成了两个国家。这些都不是晚立太子的祸患。如果在权势分配上不三心二意，庶出的儿子始终卑贱，宠爱也就没有凭借了，虽然可以当大臣，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因此晚立太子，庶出的儿子也不会作乱，这也不是君主的灾难。事情之所以有灾难，必然是借助别人造成威势而别人又不能侵害自己，这可以说是第一种困难；重视妃妾而不使她们和王后地位相等，这是第二种困难；宠爱庶出的儿子又不使他危及正房长子，专门听从一个大臣但又使他不敢把君主置于角落，这就可以说是第三种困难了。
【说明】韩非的这段评议又有点牵强了，所谓的远近，并不是指人体距离上的远近，而是指思想上的远近。一个统治者长期接触优伶侏儒，那么他的思想中多是游乐玩耍的心思，而如果思想上与读书人接近，他就会更多考虑治国之事。因此，统治者经常远离国都到海上游玩，同样会影响对国家的治理。即使在现代信息很发达的情形下，遥控指挥也很难有效，何况在信息很不发达的古代。至于设立接班人、继承人，早立有早立的好处，早立可以使接班人早一点学习、熟悉政事，而晚立，则会让若干人争着想成为接班人、继承人，于是他们之间就会明争暗斗，争斗不休。当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但管仲劝说齐桓公的话，却是针对当时齐国的形势及齐桓公的处境而论，所以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韩非在后面所列出的三种困难，也是存在的，也是统治者必需要掌握的统治方法，而且关键要看某个统治者当时的情景以及国家形势。
【原文】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1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注释】1.路：通“辂”。《诗•小雅•采芑》：“四骐翼翼，路车有奭。”《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荀子•正论》：“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韩非子•十过》：“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这里用为大车之意。
【译文】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使近处的人喜欢自己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选拔贤人。”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约财物。”这三个君主出去后，子贡问孔子说：“三位君主询问先生治国的方法是一样的，而先生的回答却不一样，为什么呢？”孔子说：“叶公封地内城市大而国家却很小，民众有背叛之心，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使近处的人喜欢自己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拒绝四方邻近的诸侯国的贤人到鲁国来，对内互相勾结结党营私来愚弄自己的君主，使得鲁国的宗庙得不到打扫管理，社稷得不到杀牲祭祀，必然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选拔贤人’。齐景公修造雍门，建造可以睡觉的大车，一个上午就把有三百乘兵车的封地赐给别人有三次之多，所以我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约财物’。”
【说明】三个统治者都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都分别作了回答，那么孔子的回答对不对呢？针对叶公子高的回答是否能解决问题？针对鲁哀公的回答是否能使鲁哀公寻求到贤人？针对齐景公的回答是否能解决齐国的财政危机？
【原文】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诚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1。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不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徒而成邑，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罚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2上，下智有之3。”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已。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
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4；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使智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分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注释】1.惠：《易•益•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书•皋陶谟》：“安民则惠。”蔡沈注：“惠，仁之爱也。”《诗•邶风•燕燕》：“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诗•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论语•阳货》：“恭、宽、信、敏、惠。”《周书•谥法》：“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孟子》：“分人以财谓之惠。”《荀子•君道》：“宽惠而有礼。”《贾子•道术》：“心省恤人谓之惠。”《说文•惠部》：“惠，仁也。”这里用为仁爱之意。
2.太：《书•洛诰》：“王入太室裸。”《易•系辞》：“易有太极。”《礼记•曲礼》：“太上贵德。”《白虎通•五行》：“太亦大也。”《广雅•释诂一》：“太，大也。”段玉裁曰：“后世还言，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如大宰俗作太宰。大子俗作太子，周大王俗作太王是也。”古作“大”，也作“泰”。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这里用为形容极大之意。
3.《老子》原文是：“太上，不知有之。”意思是说“极大的那上面的虚空，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此处韩非有误，翻译也只好按韩非原文意译。
4.僇：（lu路）《礼记•大学》：“辟则为天下僇矣。” 《荀子•非相》：“然而身死国亡， 为天下大僇。”《荀子•强国》：“无僇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邹君不知，故先自僇。”《吕氏春秋•当染》：“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高诱注：“僇，辱也。”《史记•楚世家》：“僇越大夫常寿过。”司马贞索隐：“僇，辱也。”《字汇•人部》：“僇，辱也。”这里用为羞辱之意。
【译文】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言论。害怕民众有背叛之心，而诚恳地说‘让近处的人喜欢而让远处的人来归附’，那么就是在教育民众心怀仁爱。用仁爱来为政，没有功劳的人就能受到赏赐，而有罪的人就可以得到赦免，这是法治之所以败坏的原因。法治败坏而政事就会混乱，用混乱的政事来治理败坏的民众，还没有看见能行得通的。况且民众有背叛之心的，是因为君主的明察还有不周到的地方。不去增进叶公的明察，而想让近处的人喜欢而远方的人来归附，是舍弃自己的权势所具有的职能而让他和臣下一样用仁爱的方法去争取民众，这就不能保住权势了。那尧的贤能，在六王(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中居首位。舜搬迁一次就形成一个城邑，于是尧就没有天下了。有人没有办法控制臣下，只依赖效法舜来争取不失去民心，不也是没有办法吗？明智的君主能微小处发现奸邪，所以民众就不会有大的阴谋；对细微的邪恶能使用小的惩处，所以民众不会有大的混乱。这就是所谓“解决困难的事要在容易时下手，治理大事要从小处做起。”如今有功劳的人必然受到奖赏，受赏的人不感激君主，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有罪的人必然受到惩罚，被惩罚的人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犯罪造成的。民众知道受到惩罚都是产生于自身的行为，所以就致力于在耕战事业上取得功利，而不指望从君主那里得到赏赐。老子说：“极大的那上面的虚空，下面的智慧是有的。”这句话是说极大的上面的虚空的下面的民众没有什么可说的，哪里还有怀着仁爱的民众呢？崇尚君主的民众没有什么利害计较，说法用“近处的人喜欢而远处的人归附”，也可以舍弃了吧。
鲁哀公有臣子对外阻挡对内勾结结党营私来愚弄自己的君主，而劝说用“选拔贤人”，这并不是主张评定功劳的言论，而是选拔其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如果让鲁哀公知道孟孙、叔孙、季孙这三个人对外阻挡贤人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连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鲁哀公不知道选拔贤人，只选拔自己心目中所谓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就得以担任重任。燕王子哙认为子之贤能而认为荀况不贤能，所以自己被杀死而成为羞辱；夫差认为太宰嚭有智慧而认为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灭掉。鲁哀公不一定知道贤能是什么，而劝说以选拔贤能，是使哀公有夫差、燕王子哙那样的祸患。明智的君主不主观地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互相进荐；不自以为谁贤能，立功的人会自己求上门来。在任职中鉴别他们，在办事中试验他们，在功效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办事公正而没有私心，不埋没贤人，不推荐不肖之徒。因此君主为什么还要操劳于亲自选拔贤人呢？
齐景公把百乘兵车的封地赏赐给人，而劝说要“节约财物”，这是使景公没有办法了解君主应有的奢侈，而独自一人在上面节俭，还是不能避免贫穷。如果有君主用方圆千里的赋税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虽然是夏桀王、商纣王也不会比他更奢侈了。齐国的土地方圆三千里而齐桓公用一半的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是比夏桀王、商纣王更奢侈了；然而他能成为五霸中的第一个，是因为他懂得什么地方可奢什么地方可俭。作为君主不能禁止臣下而只是禁止自己就称为是劫持，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整治自己就称为是混乱，不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就称为是贫穷。明白的君主使人们没有私心，对用诈骗手段混饭吃的人严加禁止；对尽力干好事业，把利益归于上级的人必然会听说，听说后必然给予奖赏；对干肮脏勾当来谋取私利的人一定能察觉，察觉了必然会给予惩罚。因此，所以忠臣会尽忠于公家，民众读书人会为家庭竭尽全力，群臣百官会精心安排克己奉公对待上级，奢侈加倍超过齐景公，也不是国家的祸患。因此用节约财物来劝说，并不是当务之急。
如果对叶公、哀公、景公用一句话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应该说了解下情。对下了解清楚，那么微小的奸邪就可以禁止；微小的奸邪行为可以禁止，那么奸邪的行为就不会积聚；奸邪的行为不会积聚，那么奸臣就不会结党营私；臣下没有结党营私，那么公私就会分明，公私能够分明，那么狼狈为奸的私党就会分散；狼狈为奸的私党能够分散，那么对外就不会拒绝贤人而对内就没有结党营私的祸患。对下情了解清楚，那么观察问题就会明白得像洗净了一样；观察问题明白得像洗净一样，那么惩罚和奖赏就能明白无误，惩罚和奖赏都能明白无误，那么国家就不会贫穷。所以说：用一句话来回答三公而没有祸患，就应该说了解下情。
【说明】先说仁爱，仁爱待民是儒家历来提倡的，因为只有有了人民，君主才成其为君主；没有人民的君主叫什么君主呢？他去统治谁呢？所以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自己附近的民众都欢天喜地，那么远处的民众也就会来归附，以期望快乐的生活；归附的民众越多，国家就越强大。因而仁爱待民，并不是乱发赏赐，也不是不分是非，而是国家的政策对人民有利益。韩非偏颇地认为仁爱就是赏赐，这就有失公正了。而仁爱更不是对犯罪的人的赦免，仁爱是教育人民不要犯罪，犯了罪当然也就是严惩了。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之所以有背叛的，那是因为政策对人民不利，人民难以生存，而不是君主不能明察。如果统治者少一点个人私欲，多一点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和行为，谁又会背叛呢？所以韩非的批判不能成立。
至于鲁哀公能不能选拔到贤人，那是次要问题，关键是要不要选拔贤能的人。所谓贤，是有德行，多才能之意，贤能的人多能为公，多能为民，而少有私欲。不贤的人，即使有知识有才能，但多有私欲，少能为民。所以，一个统治集团、一个领导集团，如果贤人多，那么就会形成团队思想，而如果不贤的人多，就会互相勾心斗角。这里所说的团队，与结党营私所组成的团队大不一样，团队思想，是有相一致的价值观，所以办事能拧成一股绳，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而损害团队利益。而结党营私所组成的团队，是各有各的价值观，在共同利益面前可以团结一致，但只要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就会互相争斗，互不相让。所以，按韩非的说法，让下级互相推荐而等贤人自己上门，是靠不住的。
韩非对齐景公的奢侈的评议多少还有一点道理，齐景公的治国政策最急需的并不是对自己节约，而是要在全国推行节俭的生活方式；但韩非鼓吹君主的奢侈，这是助长统治者追求奢侈的风气。统治者过于奢侈，一是浪费耗费民财，二是让百官有了仿效的榜样；百官如果也跟着追求奢侈的生活，那么老百姓就倒霉了。再说，奢侈太过，造成贫富不均的局面就会愈演愈烈，最终会引起人民的反抗。
韩非把对这三公的治国的办法归结为一句“了解下情”，这也并不能解决三公的问题。下情很容易了解吗？人世间，百态万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了解清楚的。但下情也容易了解，老百姓无非就是“安居乐业”这四个字，能让人民百姓安居乐业，那么统治者就可以说是个英明的统治者。所以，制定让人民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就是对人民百姓的仁爱。因此，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则是治理国家的最好的座右铭：仁爱人民，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用诚信，用智慧，那么国家也就能长治久安。
【原文】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译文】郑国的子产早晨外出，经过东匠巷的大门时，听见有个女人在哭，就按住他车夫的手让车停下仔细听那哭声。过了一会儿，就派差役把这女人抓来审问，原来是个亲手勒死丈夫的人。后来有一天，他的车夫问他说：“先生是怎样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里有恐惧。大凡人对于自己亲爱的人，刚生病时是担忧，快死的时候是恐惧，已经死了就悲哀。如今她哭已经死了的丈夫，不哀伤而恐惧，因此知道这里面有奸情。”
【说明】从这则故事中，我们看到，子产还是很聪明的，听哭声就可以知道人的内心情感。那么子产这么做对不对呢？
【原文】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则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译文】有人说：子产处理事情，不也太多事了么？奸邪一定要靠自己的耳闻目睹以后才能察觉它们，那么郑国能发现奸邪的人就太少了，不使用主管解决案子的官吏，不明察可相互参考的政事，不明白法度，靠竭尽自己的听力视力劳累自己的脑力心神去了解奸邪，不也是很没有手段吗？况且天下的事物众多而个人的智力有限，很少的不能胜过众多的，个人的智力是不能够普遍地了解事物的，所以要凭借事物来治理事物。下面的民众多而上面的君主少，很少的不能胜过众多的，是说君主不可能普遍地了解臣民，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身体不劳累而事物就得到治理，智慧思虑不使用而奸邪就能发现。所以宋国人的话说：“一只麻雀飞过羿身边，他必然能射到，那么羿就是在胡扯了。把天下作为捕雀的罗网，那么麻雀才一只都逃不掉。”那察知奸邪也有一个大网，只要不失去手段就行了。不整顿法制，却把自己的主观臆断作为猎获奸邪的弓箭，那么子产也就是在胡来了。老子说：“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这是在说子产吧。
【说明】子产是中国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号成子。出身于郑国奴隶主贵族，是郑穆公的孙子，司马子国的儿子。郑简公十二年（前554）为卿，二十三年执政，相郑简公、郑定公20余年，卒于郑定公八年。子产执政，既维护公室的利益，又限制贵族的特权，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作为一个国家的相国，相当于现在的总理，韩非认为，子产应该去干大事，不应该像个小法官一样去管民间俗事。如果把智力、精力都用在这些民间俗事上，那么国家大事谁来做呢？韩非的这个意见倒也正确，每一层次的官员，都有各自负责的事，如果把智力、精力都用在插手下级官员的职责上，那么自己的工作干不好，而且下级官员也就无所事事了。
【原文】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右左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常、芒卯？”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译文】秦昭王问身边的左右侍从说：“现在的韩国、魏国和它们建国时相比谁更强大？”左右侍从回答说：“比刚建国时衰弱了。”秦昭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和从前的孟尝君、芒卯相比怎么样？”左右侍从回答说：“及不上啊。”秦昭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魏联军，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左右侍从回答说：“很对。”乐师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对天下形势的估计错了。在那晋国六卿执政的时候，智伯氏最强大，他灭掉范氏、中行氏以后又率领韩氏、魏氏的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江水来灌淹赵襄子的封邑晋阳城，城墙没有沉没的地方只有六尺高了。智伯外出，魏宣子驾车，韩康子在车子右边当陪乘卫士。智伯说：‘开始时我不知道河水还可以灭掉别人的国家，我现在知道了。汾水可以灌淹安邑，绛水可以灌淹平阳。’魏宣子用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了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手在车上互相接触，而智伯的封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如今您虽然强大，还不如当年的智伯；韩国、魏国虽然很弱，还不至于象在晋阳城下屈从智伯的地步。现在是天下各国正在用肘脚相碰暗中勾结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看得太容易了。”
【说明】秦昭王可以说是得意忘形、目中无人了，但乐师中期的劝告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他所举的智伯的例子是否能用在秦昭王身上呢？
【原文】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1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左右对之曰“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曰“甚然”则谀也。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注释】1.慊：（qian欠）《礼记•坊记》：“贵不慊于上。”《孟子•公孙丑上》：“行有不慊于心。”《淮南子•齐俗》：“衣若县衰而意不慊。”这里用为满足之意。
【译文】有人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左右侍从和中期的回答也有过错。凡是明白的君主治理国家，就是承担起自己的权势，自己的权势受不到侵害，那么即使强大的各国联盟对我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韩国、魏国能把我怎么样呢？自己的权势如果受到侵害，那么即使无能得像如耳、魏齐以及现在的韩国、魏国也能侵害我。然而受到侵害还是不受到侵害，在于有自信心而已，还问什么呢？自信自己不可能被侵害，对于强大与弱小还挑选什么呢？失误在于对自己没有自信心，而还问敌人能把我怎么样，他不被侵害实在是很侥幸的了。申子说：“失误于方法而想求得诚信，那么就会疑惑的。”这说的就是昭王吧。智伯没有分寸，让韩康子、魏宣子跟着自己还在谋划用河水去灌灭他们的封邑，这就是智伯国灭身死，头骨被做成酒杯的缘故啊。如今秦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国、魏国和当初的韩国、魏国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用水淹灌韩、魏而反使自己国灭身死的祸患吗？他身边虽然有左右侍从，但却不是韩康子和魏宣子，怎么会有肘与足相碰暗中勾结的事呢？而中期说“不要看得太容易”，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所掌管的，是琴瑟。琴弦没有调好，曲调没有弹清楚，是中期的责任，这是中期之所以侍奉昭王的原因。中期胜任自己的工作，并没有使昭王感到不满，却谈论起他不懂的事情，怎能不荒谬呢？左右侍从回答的“比建国时衰”与“比不上”倒是可以的，但说“很对”那就是在阿谀奉承了。申子说：“处理事情不超越自己的职责，即使知道的也不说。”如今中期不知道的也要发表意见。所以说：秦昭王的询问有失误，左右侍从及中期的回答都有过错。
【说明】韩非的这段评议很对，很客观，秦昭王确实没有必要去问左右侍从，即使要问，也应该去问大臣。秦昭王之所以去问左右侍从，显然地表现出他的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了。而中期确实也不应该插嘴答话，他研究的是乐曲、乐谱、乐器，对于国家大事、天下形势不一定了解。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原因是你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上，你就不可能懂得那个位置上的一切事情。中期即使看不惯秦昭王的得意忘形，也不能用智伯的故事来比喻，因为秦昭王身边并没有韩康子、魏宣子之类的人。不错，智伯也是因为得意忘形而导致国灭身死，但智伯与韩、魏是联军，联合作战，而秦昭王却是独领秦军，这是很不一样的。
【原文】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译文】管子说：“看见合法可行之事，喜欢它就要有可效验的凭证；看见非法不可行之事，厌恶它就要有具体的表现。赏罚诚信于所看见的，虽然有看不见的，谁又敢去作为呢？看见合法可行之事，喜欢它却没有证据；看见非法不可行之事，厌恶它却没有具体表现。赏罚不诚信于所看见的，而去寻求所看不见的，是不可以得到真相的。”
【说明】管子的这段话对吗？看见所喜欢的要求得有可效验的凭证？看见所厌恶的也要表现出来？那么对看不见的难道就不应该去寻求吗？
【原文】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译文】有人说：在宽广大廷庄严就坐，人人都有严肃恭敬的表现；在休息的厢房里独自一人，就是曾参、史鱼似的正直之士也会随便。观察人们的严肃恭敬，并不是他们的真实情况。况且君主这种人，臣下对他是要掩饰自己的。喜好与厌恶在于自己所见，那么臣下掩饰住奸邪之情来愚弄自己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再明察也不能洞悉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苗头，而却依靠观察掩饰过的行为来防备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受蒙蔽吗？
【说明】看见一件事情，会有喜欢与厌恶，但不论喜欢与厌恶，都要表现出来，那么才能使下面的臣民趋善离恶。如果不表现出自己的喜欢与厌恶，那么其他人也就不知道应该怎样行为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有人的行为都是有所掩饰的，隐私的行为都是不能表现出来的，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仍有使人厌恶的行为，那么表现出自己的厌恶也就是应该的了。而对所厌恶的进行惩罚，也就是必然的了。而对于看不见的行为进行赏罚，又怎么可能呢？所以，赏罚的进行，必然是要在看得见的范围内。下属确实也会有一些掩饰行为，但只要领导人能明察，那么这些掩饰行为也是瞒不了多久的。并不能因为人们有掩饰行为，就不相信所看到的一切。毕竟人们的行为大都是在公开场合，都是可见的，所以还是要相信可以看见的行为。因此，韩非的这段评议有失偏颇。
【原文】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译文】管子说：“在房间里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房间；在殿堂上说话，话音能传遍整个殿堂；这样就可以称为天下的君王。”
【说明】说话大声就能称王称霸吗？当然很多人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所以韩非提出异议，认为没有依法治国的统治方法就不能治理国家。
【原文】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译文】有人说：管仲所谓的“在房间里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房间”的话，并不是指说那些关于游戏饮食方面的话，必然说的是关于大事情的话。君主的大事，不是法治就是使用统治术。所谓的法治，是编写进图书典籍中的，是设置在官府里的，而且还公布到百姓中去的。所谓的统治术，是藏在胸中的，是从暗地里来驾御群臣的。所以法治没有比公开更好的了，而统治术却不能暴露出来。因此明白的君主讲法，那么国内就是卑贱的人也没有听不到的，不只是传遍整个殿堂；使用统治术，那么就连宠爱的亲信也没有谁能打听到，所以不会充满整个房间。而管仲却说什么“在房间里说话，话音能充满整个房间；在殿堂上说话，话音能传遍整个殿堂”，这不是合乎统治术的言论啊。
【说明】管子所言，是指一个人的开诚布公、光明磊落，一个统治者如果真是这样开诚布公、光明磊落的话，那么在处理各种事务中也用不着耍心眼、耍手段了。之所以要耍心眼、要耍手段，那是对人们的不信任，如果是信任的，还用得着耍心眼、耍手段吗？而一个统治者之所以能开诚布公、光明磊落，也就是他与部下的相互信任。当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再怎么开诚布公、光明磊落的统治者，也会有耍心眼、耍手段的时候。但我们所说的是普遍现象，而不是特异个别现象。因此，韩非的评议多少有点偏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