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士世衡喜藏书，有一晋人墨迹，在其子绪处，长安石从事尝从李君借去，窃摹一本，以献文潞公，以为真迹。一日，潞公会客，出书画，而李在坐，一见此帖，惊曰：“此贴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归，取验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石君所传，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墙进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迹，而以李所收为摹本。李乃叹曰：“彼众我寡，岂复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李世衡学士，喜欢收藏书。有一幅晋人的书法真迹，在他的儿子李绪那儿，长安石从事曾经从李君那里借去，私下临摹了一本，献与文彦博把它作为真迹。一天，文彦博会客，拿出字画给客人看，而李绪也在座，一见这幅书法，惊讶地问：“这一幅书法是我家的东西，怎么忽然到了这里？”急忙令人回去取，验对之后，才知道文彦博所收藏的是临摹本。李绪才知是被石君传出来的，便把详细情况告诉文彦博。客人都勉强他说文彦博所收藏的是真迹，却认为李绪所收藏的是临摹本。李绪于是感叹说：“他人多势众，我孤身一人，哪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说，今天才体会到自己地位低微。”
章枢密子厚善书，尝有语：“书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于心者，不晓吾意也。”尝自谓“墨禅”。
章子厚枢密擅长书法，曾有话说：“写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都不能写好。此有妙理，
不是得之于心的，不懂我的意思。”曾自称“墨禅”。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赌，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各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人：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世上很多谈论书法的人，大多说写字不一定要有成法，各人可自成一家。这只说对了一半。比如西施、毛嫱，容貌虽然不一样，但都是美人，但手必须是手，脚必须是脚，这是不能变更的。写字也是这样，虽然字的形体、气韵不同，但撇须是撇，捺须是捺，尽管千变万化，但这是不能更改的。如果撇不成撇，捺不成捺，纵使字的精神筋骨如同西施、毛嫱，但手脚不正常，终究不能算是完美的人。杨朱、墨翟辩论时才智过人，但终究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全得到了师法，规矩法度都具备，没有变化，仍然是“奴书”，但又一定要从这里入门。经过了这一步，才能达到妙境，等到找不到师法的踪迹了，然后进入神品之境。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昔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书。’”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今天世上称为“隶书”的，就是古人的“八分书”，说它初从篆文变隶体，还有二分篆法，所以称它为“八分书”。后来就全变为隶书，今天的“正书”、“章草”、“行书”、“草书”都是。后人错把古“八分书”当作“隶书”，把现在的字说是“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是隶书之正书罢了，其余行书、草书，都是隶书。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说：“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是指《老子朱龟碑》。《书评》说：“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都是今天所谓隶书。杜甫诗也只称它‘八分书’。”另外《书评》说：“汉、魏牌榜碑文，不是篆书就是八分书，不曾用隶书。”可知汉、魏碑文都是八分书，不是隶书。
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也，今世传钟画，但无后主亲题者皆非也。
江南府库中，书画特多，书画上的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用墨印的，被称为“金图书”，说只有这些印是用黄金做的。在各种书画中，经常有李后主的题跋，然未曾题书画人姓名、只有钟隐的画都是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个字，后主擅长绘画，尤其工于翎毛。有人说：“凡是说‘钟隐笔’的，都是后主自己画的。”后主曾自号钟山隐士，所以隐瞒名字称为“钟隐”，并不是姓钟的人，现在世上流行的钟隐画但没有后主亲笔题词的都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