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沛公破南阳郡，南阳守齮［鱼绮反］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黎，或作，音黎也。天未明之顷已围之，事毕方明。又言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民庶众，积蓄多，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绛，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有不下者。
萧齐末，梁武帝自襄阳率兵东下，至郢州，［今江夏郡。］攻未拔。萧颖胄在江陵遣卫尉席阐文劳军，因谓梁武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梁武谓阐文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道资储，听此气息。兵若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扼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彼若欢然悟机，一郦生亦足；脱拒我师，固非三千能下。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东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能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贻其忧？且丈夫举动，言静天步，况拥七州之兵以诛群竖，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贻我丑声，此是下计，何谓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无不风靡，遂克建业。
大唐武德初，宇文化及据聊城，淮安王神通进兵蹑之。秘书丞魏征谓神通曰：‘化及今据聊城，莘人为其固守。若至莘，即宜攻取，但拔莘县，聊城益惧，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须以攻具自随，一足威敌，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莘城，见无攻具，不下。如不能克莘，而远追化及，恐亦无功，则化及非旬月可获。莘人阻我粮运，化及为之外援，恐非计之善者。’神通不从，军次莘，果不下而退散。
武德中，李靖随河闲王孝恭讨辅公祏。［音石。］贼一军舟师三万顿于当涂，栅断江口，傍江筑城，又遣陆军二万据当涂南路，亦造栅自固，并蓄力养锐，以抗大军。诸将皆云：‘二军并是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若丹阳既破，二军可不战而破。’靖曰：‘公祏精锐，虽在水陆二军，然其自统之兵，亦是劲勇。二军城栅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头，岂应易拔？若我帅师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石头未平，退则归路已绝，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然此二军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惮于野战。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靖乃率诸将水陆俱进，苦战破之，二军悉溃走。靖遂率轻兵先至丹阳，公祏余众虽多，不敢复战，拥兵东走，相次擒获。
孙子曰：‘兵之形象水，水之行也，避高而就下；兵之形也，避实而击虚。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胜之若神。］进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冲突其虚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