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虽美，不可合於经，记虽美，不可齐於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儒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後，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魏、晋以後，遂并列於学官。迨唐，复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浅说遂与《诗》、《书》并重。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竟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所傅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於斯极矣！朱子之学最为精纯，乃亦以《大学》、《中庸》跻於《论》、《孟》，号为《四书》。其後学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诗》、《书》、《春秋》诸经之上。然则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