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购买讲章墨卷，晨夕揣摩，以为秘笈；此外不复寓目。其能读书不专为时文者，千百人中或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记览为宏博，以诗赋为风雅。其能不仅为记诵词章之学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为当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学自命，谨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则竟出入王、陆。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陈言，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其真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学问之难言也！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於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盖本於《书尧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学篇》始推之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为本。逮宋以後，诸儒始多求之心性，详於谈理而略於论事，虽系探本穷源之意，然亦开後世弃实征虚之门。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述赋性愚纯，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於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贤，甘为识小之人，亦有鉴於魏、晋之谈名理而尚《老》、《庄》，卒至有陆沉之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