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水西之有会，闻于四方久矣。嘉靖丁巳岁，值予赴会之期，思畏、国贤、时一、允升、纯甫辈迓琴溪道中，遂同游仙洞，薄暮乘风。抵水西，则汪子周潭、周子顺之辈以候余浃旬矣。先后至者百余人，晨夕聚处，显论微言，随所证悟，充然各自以为有得。予藉诸友相与意肯神专，亦惕然不容以自已。信乎，此会之不为虚矣！会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诸友虑其迹远而志暌也，复徵予言以申警策。
予惟君子之学，莫先于辨志，莫要于求端。志者，心之所之也，之燕而燕，之越而越，跬步毫厘，南北千里，不可不慎也。
夫志有二，有道谊之志，有功利之志。道谊者，纯乎天则，无所为而为；功利则杂以世情，有所为而为也。盖自圣学不传，道谊之风日衰，功利之毒渐入于人后心髓，千百年于兹。世之豪杰，慨然自命，以为有志于道谊，而终未免于功利之杂者，无他，酝习既久，则祓除为难，淆淄既深，则澄滤不易，势使然也。君子欲为正本清源之学，求诸其端而已。
端者，人心之知，志之所由以辨也。夫志有二，知亦有二，有德性之知，有闻见之知。德性之知求诸己，所谓良知也；闻见之知缘于外，所谓知识也。毫厘千里，辨诸此而已。在昔孔门，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言良知无所不知也。若多闻多见上择识，未免从闻见而入，非其本来之知，知之次也。以多闻多见为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称颜子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以为庶几矣。夫庶几者，几于道也。颜子心如止水，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不待远而后复，纯乎道谊，一毫功利之私无所撄于其中，所谓知之上也。子贡、子张之徒，虽同学于圣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从多闻多学而入。观其货殖干禄，已不免于功利之萌，所谓知之次也。
颜子没而圣学亡，子贡子张之学，相沿相习，沦浃于人之心髓，亦千百年于兹矣。吾人生于千百年之后，欲一洗千百年之陷习，以上窥绝学之传，亦见其难也已。夫道谊功利，非为绝热二物。为道谊者未尝无功，未尝无利，但由良知而发，则无所为而为。本源既殊，支流自别。道谊功利所由以判，君子于其有所为无所为之义辨之，学斯过半矣！
吾人今日之所讲，固自以为道谊，若犹未免于功利之私，是馁夫说食、凡民拟圣。水西之会闻于四方，将反为贻笑之资，可惧也已！虽然，良知之与知识，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杰之士，超然于二见之外，能转识为知者，何足以与此？是在不肖与诸君终始共图之可也。
